奪城者將，奪國者帥。
諸葛亮在政治上，是帥才。正是他的三分天下，聯吳抗曹的決策，才能以最弱的力量，躋身於吳、魏之間，而成鼎立之勢。蜀能建國稱帝，在三分中舉足輕重，如果沒有諸葛亮為劉備設計立足荊州，謀取益州之藍圖，樊城、江陵之敗，按劉備的想法，南奔蒼梧，投靠吳臣，充其量也就是流寇了。
但諸葛亮並不能說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軍事家，至少他沒有像曹操那樣指揮官渡之戰，擊潰袁紹六十萬人馬，統一了北方。也沒有像周瑜那樣指揮赤壁之戰，消滅曹操三十萬大軍，鞏固了江東。由於東吳軍事上的建樹，才促使三分政治格局的形成。諸葛亮作為一個政治家，也是想步曹操、周瑜的後塵，通過一次大規模的戰爭，扭轉形勢，實現其政治抱負，而名垂青史。所以先南征孟獲，而後北進漢中，也是想在蕩平後院之患，能騰出手來進行戰略反攻，出祁山，過秦嶺，兵臨渭水，直逼畿輔。
然而，諸葛亮的軍事才能，隻是在爭城掠地的局部戰爭上，表現遊刃有餘，得心應手，如玩敵人於股掌之上的從容。但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是離不開政治家的高瞻遠矚，審時度勢的，打軍事仗，實質是打政治仗。在這方麵，作為主帥的諸葛亮就有顧此失彼，未克全功之弊。既不了解曹魏的國力和統治的穩固性，五出祁山，盲目挑戰，也不肯承認劉蜀更應該固守求存的弱勢，連年征戰，大動幹戈。僅這幾座城池的地方部隊，已使他煞費苦心，還要打力不從心的正麵戰爭，即使奪得眼前的小勝，也難改變最終敗局的命運。對一個政治家來講，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一種很可怕的性格悲劇。連續十年，六出祁山，興師動眾，無功而返。這麼多年的仗打下來，國勢日衰，兵將凋零，實力耗竭，百姓厭戰，最後，他老人家一死，蜀國也就敲起了喪鍾。
所以，國家成敗，係於君臣，戰爭勝負，決定在將帥。什麼樣的君臣將帥，和用什麼樣的人，是至為關鍵的。吳將朱桓在守濡須口時，數千守軍對數萬曹仁重兵，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眾寡。”朱桓此人，勇而殘忍，殘暴苛虐，實不足取，但他這番話是極有見地的。
現在來看，蜀國的諸葛亮與魏戰，吳國的陸遜也與魏戰，蜀敗而吳勝，不能不說是與主帥的指揮得失緊密相關的。蜀國相信的馬謖丟了街亭，全軍敗績，而吳國相信的周魴賺了曹休，大獲全勝。領導的責任，就是用人，而準確地發現人才，衡量人才，使用人才，信任人才，則更是主帥的重要任務。諸葛亮撇開老將如趙雲，猛將如魏延，青年將領如薑維，都不用，獨信馬謖，結果街亭失守，逼得他隻好唱空城計。一個人用之不當，則會影響一批人，同樣，一個人用對了，用好了，也會帶動一批人。吳國中期的朱桓、全綜、徐盛，比之早期的呂蒙、甘寧、淩統遜色多了，但陸遜指揮若定，左右協同，部將效力，主動殺敵。尤其周魴比之當年黃蓋，不弱半分，結果曹休大敗，回到洛陽就發病死了。所以，第一，人才得有出頭的機遇；第二，人才得有施展的餘地；第三，最重要的，是用人者要承認“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的現實狀況，要善於用人，揚其所長，抑其所短，不因噎廢食，求全責備。人得其所用，是製勝之一道。人能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則更是獲勝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