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在曆史上，是個偉人。他的幾乎毫無瑕疵的人格力量，他的隆中決策理論，奠定了魏蜀吳三國鼎立局麵的功績，他在劉備死後輔佐阿鬥的忠心耿耿，一直是中華民族引以為豪的榜樣。
諸葛亮的“定三分隆中決策”，等於為劉備創造了第二次生命，如果說，三顧之前，隻是不自覺地，如沒頭蒼蠅，瞎碰亂撞，那麼，三顧以後，則是有目的、有方向，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和不做什麼的自覺行為了。諸葛亮決策，客觀形勢使之然耳。是由於北方已在曹操掌握之中，江東是孫氏三世經營的基業，因此，曹得天時，吳得地利，唯跨有荊、益，踞守險阻，徐圖進取；從政治地理角度選擇這塊地盤，得人和來治蜀，以此立國，養精蓄銳，徐圖來日。這就是大政治家和普通政治家的區別了，雖然劉備資質一般，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但他排除關、張的幹擾，三請諸葛的虔誠，以及此後對孔明的絕對信任，言聽計從，為實現“隆中對”的政治目標不打折扣的努力，還是可圈可點的。
劉備不傻，回顧這多年來，狼奔豕突，東投西靠，無家可歸，難以存身。雖以剿黃巾起家，但他的行止，從小沛到新野，輾轉千裏，其盲動程度，實質與流寇手段也無大差別，光有雄心壯誌，並無通盤的立國立本的戰略決策。倘無諸葛亮的輔弼，他的下場和袁紹、袁術、呂布、公孫瓚之流差不多的。這些新思維，新想法，對於劉備和關、張及其部屬，是聞所未聞的，在此以前，他們像浮萍一樣漂泊不定，直到諸葛亮出山，他們才知道不一定非要過寄人籬下、仰人鼻息的日子，自己可以當主子，自己可以成立國家，於是豁然開朗，有奔頭、有幹勁了。
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這塊災難深重的土地，有著如同母體臍帶相連而息息相關的命運。所以，憂國憂民是知識分子心靈中一份永遠推拭不掉的沉重負擔。無論幹預也好，無論隱遁也好，便有每個人自己的表示關注的方式，入世，是一種關注，出世，也未必不是一種關注。諸葛亮身在茅廬，心係寰內。雖耕讀自娛，但曹操在冀州作玄武池以練水軍這樣一個動向，他也牽掛在心。說明他躬耕隴畝，世間的一切，仍時刻縈係在他腦海之中。
三顧茅廬，諸葛亮出場，為《三國演義》的重要章節，這樣下力氣著力描寫，不僅僅是構置懸念地吸引注意，重鑼密鼓地突出人物，而是一種張揚正氣的政治取向，一種道德高度的價值宣示。如果說《三國演義》是一部講權謀的書，那麼在善於弄權方麵，當數曹操為第一好手，無人能以過之；同樣，在精於用謀方麵，當數諸葛亮為第一謀士，無人能出其右。這兩位，善惡對峙，正邪較量，貫穿全書，一以“寧人負我，我毋負人”的殺戮開場，滿紙血腥，一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誠終結，萬世流芳。所以，《三國演義》的早期的《說三分》群體創作，到羅貫中的成書，所以要對劉玄德三顧茅廬，諸葛亮第一次出場，繪聲繪色，不怕重複，濃墨重彩，不惜工本，就是要在讀者心目中將高大形象樹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