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白石度過了他六十七歲的生日，他到北京定居已是第十個年頭了。這十年是他含辛茹苦、艱難探索、進行“衰年變法”的十年，也是他繪畫藝術大放異彩的十年。
從剛到北京時的舉步惟艱、難覓知音，到陳師曾的極力推舉，到日本展覽後的名播中外，這期間，他嚐盡了世態炎涼和附炎趨勢的個中滋味，由倍受冷落到異常熱情，白石始終是保持清醒的。那年夏天，天氣異常炎熱，人們揮汗如雨，白石到照相館，不顧盛夏酷暑，穿上皮馬褂，手裏拿著白折扇，照了一張像。還在白折扇上題道：“揮扇可以消暑，著裘可以禦寒，二者須日日防，任世人笑我癲狂。”
白石穿皮襖扇扇子的“狂”態裏，有識之士從中看到白石對於這個社會世態炎涼的絕妙譏諷與抨擊：己“熱”時要防人趨炎附勢，己“涼”時要防人落井下石。白石親身體驗了其中的酸、辣、苦、澀，把這思緒與情感，憤激同概歎，凝聚在這一楨小照上。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中華民族的危機到了新的關頭。白石對東北局勢很是關注，不顧政局動蕩，堅持自己出去買報紙了解時事，而且去看學生遊行示威和聽演講，年老體衰的白石一呆就是大半天，而且心潮起伏、憤概填鷹。
好友黎鬆安來看他，勸他回湘潭暫避戰亂，白石隻是搖搖頭，胸有成竹地說：“生死尋常事。國家壞到這樣的地步，我是顧不得更多了。七十之年，草間偷活，還有什麼可留戀的？”
東北的局勢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五天之內，日本侵略軍不費吹灰之力，幾乎占領了東三省。北京城裏，雖有幾萬重兵把守，但人們對當局已經失去信心，除了平民百姓外，一些巨富官宦，早已悄悄遷走了。白石不準備走，朋友一再勸他，他還是執意要留下來，與這個他的第二故鄉——北京生死與共。他說，國難當頭，作為炎黃子孫，有何顏麵在大敵當前時棄城而去呢？白石的不媚俗、不為權貴折腰、不屈服於淫威和惡勢力的錚錚傲骨和民族精神，令人尤生敬意。
他有一首專門揭露南京政府賣國求榮、日暮途窮的嘴臉的詩：“東望炊煙疑戰雲，西南黯澹欲黃昏，愁人城上餘衰草，獨有蟲聲唧唧聞。”
北平藝專改為藝術學院，院長也換為青年畫家徐悲鴻。徐先生十分敬重白石，“三顧茅廬”，聘請白石擔任中國畫教授。除了藝術學院，他還受學生之邀，擔任了京華美專的教學任務。白石決定將目前的花鳥臨摹改為山水，讓學生以自己多彩的筆，去描繪自己的故土，去畫祖國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國家麵臨外敵的蹂躪，處處是觸目驚心的祖國河山，這如何不勾起白石及學生們的愛國熱情？
“九·一八”事件前，白石對待來華的日本人士的來訪和探望，求他作畫，都一一以禮相待，熱情為之作畫。但在“九·一八”事件後，白石以其最質樸的行為保持著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的自尊和民族骨氣，對於日本人的邀請，一概不理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