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將漢獻帝逢奉到許都後，劉表雖也遣使貢獻，卻與袁紹結盟。並認為這是“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達義也。”劉表在曹操和袁紹之間選擇了袁紹，不僅僅是為了不背盟主，主要原因還是袁紹有四世三公的門弟，且與劉表一樣喜好名士，實力也強。而曹操這樣的閹宦之後，一介寒族，貫使權謀，自然不是劉表聯合的對象。此後，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為流矢所中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賀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遂服從。荊州全部平定之後，荊州南部還有張羨割據勢力。裴注引用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湘間心，然性屈強不順。表薄其為人，不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劉表連年圍攻張羨不下，後來羨病死，劉擊敗其子張懌，自此“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裏，帶甲十餘萬”。
從建安三年（198）起至建安十三年（208）年這10年，是劉表獨占荊州的事業鼎盛時期。裴注引英雄記曰：“州界群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闓、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劉表徹底平定荊州後做的第一件事是建立學校，這與曹操、劉備每得一地招兵賣馬，擴大實力的做法大不相同。為什麼會這樣呢？這與劉表的思想觀念有觀。
劉表雖然是用蒯越的權謀才得以建立自己的統治，但他始終認為權謀非長計，他對二蒯的評價是“子柔（蒯良）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蒯越）之計，咎犯方謀也。”春秋城濮之戰中，咎犯向晉文公進計以詐。而雍季以為詐偽之道非長術。晉文公雖用咎犯之計獲勝，戰後賞功卻推重雍季。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劉表在此對二蒯以雷同的評價，從中可見其政治抱負和行事作風與雄心勃勃的曹操、劉備等人並不相同。
相較於北方的持續戰亂，劉表統治下的荊州，相對安定，於是眾多文士薈萃於荊州。劉表所建議的荊州學是兩漢地方官學的繼承和發展。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荊州學派。荊州學派是一個以講《易》為主的經學學派，代表人士是南陽宋忠，這一學派存在時間雖短，但在三國期間，卻起著承前啟後，留存文化於知世的重要作用。
來自各地的博學鴻儒，使荊州之學輝煌一時，學術影響輻射四周。當時，在荊州從事學術活動的儒士之中，知名的有宋衷、王粲、王肅、尹默等人；遠至江左的張昭、陸績、虞翻等也深受影響；曹操平定荊州後，荊州學派的主要人物又將荊州學術傳播到了北方。荊州學派在其短暫的存在和解體後，影響遍及了魏蜀吳三國。
然而，劉表所處的時代並不是一個適於文治的時代。一定尊奉儒家經典，立誌安定地方，傾心治學的劉表，不幸生在了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你如果不想兼並別人，必為別人所兼並，而不可能合並共處。當曹操攻呂布時，劉表不襲其後方，官渡之役，他又不救袁紹，所以曹操說他是“此自守之賊也，宜為後圖。”
劉表與中國曆代儒士一樣，重虛名而輕實務，這一點就是他與曹操、劉備相比的差距。劉表在荊州名為招賢，實則和袁紹一樣，隻是信用所謂“名士”，而這些“名士”雖做了些“引經具典，循章摘句”之事，然於國強民福，平定亂世卻毫無幫助，不是當時社會迫切需要的諸葛亮式的“實用型”人才。當時與諸葛亮一起遊學的幾位高才，卻未見劉表任用。諸葛亮的哥哥諸葛瑾要入仕，不投有同鄉之誼，且依付過的劉表，而要去投孫權就很說明問題。三國名將如黃忠、魏延、甘寧等都曾居於劉表帳下，卻毫無表現機會，究其原因很可能是他們沒有“知名度”的光環和顯赫的家世。黃忠在劉表處，被派到長沙居劉磐之下；魏延因是降將，更不得用，可是這兩人在劉備集團入蜀的過程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甘寧出身錦帆賊，在劉表處位黃祖部將蘇飛之下，因不受信用轉投孫吳，結果成為孫吳驍將。因此，曹操的謀士郭嘉評論劉表是“坐談客耳”，實在沒有冤枉他。
劉表起初依靠荊州大姓取得統治這並不錯，但在統治鞏固之後，卻繼續縱容蒯、蔡勢力，並屈從於蔡氏而棄長立幼，造成政治上的被動，最終招至了劉氏的失敗。相比諸葛亮到益州，對益州大姓的控製，要失敗得多。劉表對於劉備的態度，似乎更說明問題，即：禮遇有佳，而不見用。對劉備多次重要建議也不理采。所以三國誌說他“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也不冤枉他。
賈詡說劉表：“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裴潛說：“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都是對劉表很中肯的評價。劉表，非亂世之才，隻適合做一個太平盛世的清流朝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