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公學是因為光緒乙巳年（1905）日本文部省頒布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我國的留日學生認為侮辱中國，其中一部分憤慨回國的人在上海創辦的。當風潮最烈的時候，湖南陳天華投海自殺，勉勵國人努力救國，一時人心大震動，所以回國的很多。回國之後，大家主張在國內辦一個公立的大學。乙巳十二月中，十三省的代表全體會決議，定名為“中國公學”。次年（丙午，1906）春天在上海新靶子路黃板橋北租屋開學。但這時候反對取締規則的風潮已漸漸鬆懈了，許多官費生多回去複學了。上海那時還是一個眼界很小的商埠，看見中國公學裏許多剪發洋裝的少年人自己辦學堂，都認為奇怪的事。政府官吏疑心他們是革命黨，社會叫他們做怪物，所以讚助捐錢的人很少，學堂開門不到一個半月，就陷入了絕境。公學的幹事姚弘業先生（湖南益陽人）激於義憤，遂於三月十三日投江自殺，遺書幾千字，說，“我之死，為中國公學死也”。遺書發表之後，輿論都對他表敬意，社會受了一大震動，讚助的人稍多，公學才稍稍站得住。
我也是當時讀了姚烈士的遺書大受感動的一個小孩子。夏天我去投考，監試的是總教習馬君武先生。國文題目是《言誌》，我不記得說了一些什麼，後來君武先生告訴我，他看了我的卷子，拿去給譚心休、彭施滌先生傳觀，都說是為公學得了一個好學生。
我搬進公學之後，見許多同學都是剪了辮子，穿著和服，拖著木屐的；又有一些是內地剛出來的老先生，戴著老花眼鏡，捧著水煙袋的。他們的年紀都比我大的多；我是做慣班長的人，到這裏才感覺我是個小孩子。不久我已感得公學的英文數學都很淺，我在甲班裏很不費氣力。那時候，中國教育界的科學程度太淺，中國公學至多不過可比現在的兩級中學程度，然而有好幾門功課都不能不請日本教員來教。如高等代數，解析幾何，博物學，最初都是日本人教授，由懂日語的同學翻譯。甲班的同學有朱經農、李琴鶴等，都曾擔任翻譯。又有幾位同學還兼任學校的職員或教員。如但懋辛便是我們的體操教員。當時的同學和我年紀不相上下的，隻有周烈忠，李駿，孫粹存，孫競存等幾個人。教員和年長的同學都把我們看作小弟弟，特別愛護我們，鼓勵我們。我和這一班年事稍長，閱曆較深的師友們往來，受他們的影響最大。我從小本來就沒有過小孩子的生活，現在天天和這班年長的人在一塊，更覺得自己不是個小孩子了。
中國公學的教職員和同學之中，有不少的革命黨人。所以在這裏要看東京出版的《民報》，是最方便的。暑假年假中，許多同學把《民報》縫在枕頭裏帶回內地去傳閱。還有一些激烈的同學往往強迫有辮子的同學剪去辮子。但我在公學三年多，始終沒有人強迫我剪辮，也沒有人勸我加入同盟會。直到二十年後，但懋辛先生才告訴我，當時校裏的同盟會員曾商量過，大家都認我將來可以做學問，他們要愛護我，所以不勸我參加革命的事。但在當時，他們有些活動也並不瞞我。有一晚十點鍾的時候，我快睡了，但君來找我，說，有個女學生從日本回國，替朋友帶了一隻手提小皮箱，江海關上要檢查，她說沒有鑰匙，海關上不放行。但君因為我可以說幾句英國話，要我到海關上去辦交涉。我知道箱子裏是危險的違禁品，就跟了他到海關碼頭，這時候已過十一點鍾，誰都不在了，我們隻好怏怏回去。第二天，那位女學生也走了，箱子她丟在關上不要了。
我們現在看見上海各學校都用國語講授，決不能想象二十年前的上海還完全是上海話的世界，各學校全用上海話教書，學生全得學上海話。中國公學是第一個用“普通話”教授的學校。學校裏的學生，四川、湖南、河南、廣東的人最多，其餘各省的人也差不多全有。大家都說“普通話”，教員也用“普通話”。江浙的教員，如宋耀如，王仙華，沈翔雲諸先生，在講堂上也都得勉強說官話。我初入學時，隻會說徽州話和上海話；但在學校不久也就會說“普通話”了。我的同學中四川人最多；四川話清楚幹淨，我最愛學他，所以我說的普通話最近於四川話。二三年後，我到四川客棧（元記、厚記等）去看朋友，四川人隻問，“貴府是川東？是川南？”他們都把我看成四川人了。
中國公學創辦的時候，同學都是創辦人。職員都是同學中舉出來的，所以沒有職員和學生的界限。當初創辦的人都有革命思想，想在這學校裏試行一種民主政治的製度。姚弘業烈士遺書中所謂“以大公無我之心，行共和之法”，即是此意。全校的組織分為“執行”與“評議”兩部。執行部的職員（教務幹事，庶務幹事，齋務幹事）都是評議部舉出來的，有一定的任期，並且對於評議部要負責任。評議部是班長和室長組織成的，有監督和彈劾職員之權。評議部開會時，往往有激烈的辯論，有時直到點名熄燈時方才散會。評議員之中，最出名的是四川人龔從龍，口齒清楚，態度從容，是一個好議長。這種訓練是很有益的。我年紀太小，第一年不夠當評議員，有時在門外聽聽他們的辯論，不禁感覺我們在澄衷學堂的自治會真是兒戲。
（二）
我第一學期住的房間裏有好幾位同學都是江西萍鄉和湖南醴陵人，他們是鄰縣人，說的話我聽不大懂。但不到一個月，我們很相熟了。他們都是二三十歲的人了；有一位錢文恢（號古愚）已有胡子，人叫他錢胡子。他告訴我，他們現在組織了一個學會，叫做競業學會，目的是“對於社會，競與改良；對於個人，爭自濯磨”，所以定了這個名字。他介紹我進這個會，我答應了。錢君是會長，他帶我到會所裏去，給我介紹了一些人。會所在校外北四川路厚福裏。會中住的人大概多是革命黨。有個楊卓林，還有個廖德璠，後來是都因謀革命被殺的。會中辦事最熱心的人，錢君之外，有謝寅傑和丁洪海兩君，他兩人維持會務最久。
競業學會的第一件事業就是創辦一個白話的旬報，就叫做《競業旬報》。他們請了一位傅君健先生（號鈍根）來做編輯。《旬報》的宗旨，傅君說，共有四項：一振興教育，二提倡民氣，三改良社會，四主張自治。其實這都是門麵語，骨子裏是要鼓吹革命。他們的意思是要“傳布於小學校之青年國民”，所以決定用白話文。胡梓方先生（後來的詩人胡詩廬）作《發刊辭》，其中有一段說：
今世號通人者，務為艱深之文，陳過高之義，以為士大夫勸，而獨不為彼什伯千萬倍裏巷鄉閭之子計，則是智益智，愚益愚，智日少，愚日多也。顧可為治乎哉？
又有一位會員署名“大武”，作文《論學官話的好處》，說：
諸位呀，要救中國，先要聯合中國的人心。要聯合中國的人心，先要統一中國的言語。……但現在中國的語言也不知有多少種，如何叫他們合而為一呢？……除了通用官話，更別無法子了。但是官話的種類也很不少，有南方官話，有北方官話，有北京官話。現在中國全國通行官話，隻須摹仿北京官話，自成一種普通國語哩。
這班人都到過日本，又多數是中國公學的學生，所以都感覺“普通國語”的需要。“國語”一個目標，屢見於《競業旬報》的第一期，可算是提倡最早的了。
《競業旬報》第一期是丙午年（1906）九月十一日出版的。同住的鍾君看見我常看小說，又能作古文，就勸我為《旬報》作白話文。第一期裏有我的一篇通俗《地理學》，署名“期自勝生”。那時候我正讀《老子》，愛上了“自勝者彊”一句話，所以取了個別號叫“希彊”，又自稱“期自勝生”。這篇文字是我的第一篇白話文字，所以我抄其中說“地球是圓的”一段在這裏做一個紀念：
譬如一個人立在海邊，遠遠的望這來往的船隻。那來的船呢，一定是先看見他的桅杆頂，以後方能夠看見他的風帆，他的船身一定在最後方可看見。那去的船呢，卻恰恰與來的相反，他的船身一定先看不見，然後看不見他的風帆，直到後來方才看不見他的槍杆頂。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那地是圓的，所以來的船在那地的低處慢慢行上來，我們看去自然先看見那桅杆頂了。那去的船也是這個道理，不過同這個相反罷了。……諸君們如再不相信，可捉一隻蒼蠅擺在一隻蘋果上，叫他從下麵爬到上麵來，可不是先看見他的頭然後再看見他的腳麼？
這段文字已充分表現出我的文章的長處和短處了。我的長處是明白清楚，短處是淺顯。這時候我還不滿十五歲。二十五年來，我抱定一個宗旨，做文字必須要叫人懂得，所以我從來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淺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