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我的母校來了一位英國講師，發表一篇演說：“論中國建立共和的不可能”。他的演講當時我覺得很為不通，但是我以他對於母音O的特異的發音方法為有趣，我就坐在那裏摹擬以自娛。他的演說久已忘記了，但是他對於母音的發音方法，這些年來卻總與我不離，說不定現在還在我的幾千百個學生的口上，而從沒有覺察到是由於我對於布蘭特先生（Mr。Bland）的惡作劇的摹仿，而布蘭特先生也是從不知道的。
兩千五百年前，希馬拉雅山的一個山峽裏死了一個乞丐。他的屍體在路旁已在腐潰了，來了一個少年王子，看見這個怕人的景象，就從事思考起來。他想到人生及其他一切事物的無常，遂決心脫離家庭，前往曠野中去想出一個自救以救人類的方法。多年後，他從曠野裏出來，做了釋迦佛，而向世界宣布他所找出的拯救的方法。這樣，甚至一個死丐屍體的腐潰，對於創立世界上一個最大的宗教，也曾不知不覺的貢獻了其一部分。
這一個推想的線索引導我信了可以稱為社會不朽的宗教，因為這個推想在大體上全係根據於社會對我的影響，日積月累而成小我，小我對於其本身是些什麼，對於可以稱社會、人類或大自然的那個大我有些什麼施為，都留有一個抹不去的痕記這番意思。小我是會要死的，但是他還是繼續存活在這個大我身上。這個大我乃是不朽的，他的一切善惡功罪，他的一切言行思想，無論是顯著的或細微的，對的或不對的，有好處或有壞處——樣樣都是生存在其對於大我所產生的影響上。這個大我永遠生存，做了無數小我勝利或失敗的垂久宏大的佐證。
這個社會不朽的概念之所以比中國古代三不朽學說更為滿意，就在於包括英雄聖賢，也包括賤者微者，包括美德，也包括惡德，包括功德，也包括罪孽。就是這項承認善的不朽，也承認惡的不朽，才構成這種學說道德上的許可。一個死屍的腐爛可以創立一個宗教，但也可以為患全個大陸。一個酒店侍女偶發一個議論，可以使一個波斯僧侶豁然大悟，但是一個錯誤的政治或社會改造議論，卻可以引起幾百年的殺人流血。發現一個極微的杆菌，可以福利幾千百萬人，但是一個害癆的人吐出的一小點痰涎，也可以害死大批的人，害死幾世幾代。
人所做的惡事，的確是在他們身後還存在的！就是明白承認行為的結果才構成我們道德責任的意識。小我對於較大的社會的我負有巨大的債項，把他幹的什麼事情，作的什麼思想，做的什麼人物，概行對之負起責任，乃是他的職分。人類之為現在的人類，固是由我們祖先的智行愚行所造而成，但是到我們做完了我們分內時，我們又將由人類將成為怎麼樣而受裁判了。我們要說，“我們之後是大災大厄”嗎？抑或要說，“我們之後是幸福無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