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我們當時討論“文學革命”的起因，我不能不想到那時清華學生監督處的一個怪人。這個人叫做鍾文鼇，他是一個基督教徒，受了傳教士和青年會的很大的影響。他在華盛頓的清華學生監督處做書記，他的職務是每月寄發各地學生應得的月費。他想利用他發支票的機會做一點社會改革的宣傳。他印了一些宣傳品，和每月的支票夾在一個信封裏寄給我們。他的小傳單有種種花樣，大致是這樣的口氣：
不滿二十五歲不娶妻。
廢除漢字，改用字母。
多種樹，種樹有益。
支票是我們每月渴望的，可是鍾文鼇先生的小傳單未必都受我們的歡迎。我們拆開信，把支票抽出來，就把這個好人的傳單拋在字紙簍裏去。
可是，鍾先生的熱心真可厭！他不管你看不看，每月總照樣夾帶一兩張小傳單給你。我們平時厭惡這種青年會宣傳方法的，總覺得他這樣濫用職權是不應該的。有一天，我又接到了他的一張傳單，說中國應該改用字母拚音，說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我一時動了氣，就寫了一封短信去罵他，信上的大意是說：“你們這種不通漢文的人，不配談改良中國文字的問題。必須先費幾年功夫，把漢文弄通了，那時你才有資格談漢字是不是應該廢除。”
這封信寄出去之後，我就有點懊悔了。等了幾天，鍾文鼇先生沒有回信來，我更覺得我不應該這樣“盛氣淩人”。我想，這個問題不是一罵就可完事的。我既然說鍾先生不夠資格討論此事，我們夠資格的人就應該用點心思才力去研究這個問題。不然，我們就應該受鍾先生訓斥了。
那一年恰好東美的中國學生會新成立了一個“文學科學研究部”（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我是文學股的委員，負有準備年會時分股討論的責任。我就同趙元任先生商量，把“中國文字的問題”作為本年文學股的論題，由他和我兩個人分做兩篇論文，討論這個問題的兩個方麵：趙君專論《吾國文字能否采用字母製，及其進行方法》；我的題目是《如何可使我國文言易於教授》。趙君後來覺得一篇不夠，連做了幾篇長文，說吾國文字可以采用音標拚音，並且詳述讚成與反對的理由。他後來是“國語羅馬字”的主要製作人；這幾篇主張中國拚音文字的論文是國語羅馬字的曆史的一種重要史料。
我的論文是一種過渡時代的補救辦法。我的日記裏記此文大旨如下：
（一）漢文問題之中心在於“漢文究可為傳授教育之利器否”一問題。
（二）漢文所以不易普及者，其故不在漢文，而在教之之術之不完。同一文字也，甲以講書之故而通文，能讀書作文；乙以徒事誦讀不求講解之故，而終身不能讀書作文。可知受病之源在於教法。
（三）舊法之弊，蓋有四端：
（1）漢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當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活文字者，日用話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國之白話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臘拉丁，非日用之語言，已陳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馬是死語，騎馬是活語。故曰半死之文字也）。舊法不明此義，以為徒事朗誦，可得字義，此其受病之源。教死文字之法，與教外國文字略相似，須用翻譯之法，譯死語為活語，所謂“講書”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