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1915年夏季的事。這時候我已承認白話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那個夏天，任叔永（鴻雋），梅覲莊（光迪），楊杏佛（銓），唐擘黃（鉞）都在綺色佳過夏，我們常常討論中國文學的問題。從中國文字問題轉到中國文學問題，這是一個大轉變。這一班人中，最守舊的是梅覲莊，他絕對不承認中國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為他的反駁，我不能不細細想過我自己的立場。他越駁越守舊，我倒漸漸變得更激烈了。我那時常提到中國文學必須經過一場革命；“文學革命”的口號，就是那個夏天我們亂談出來的。
梅覲莊新從芝加哥附近的西北大學畢業出來，在綺色佳過了夏，要往哈佛大學去。9月17日，我做了一首長詩送他，詩中有這兩段很大膽的宣言：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勢不容坐視。且複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箠，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以此報國未雲菲：縮地戡天差可擬。梅生梅生毋自鄙！
作歌今送梅生行，狂言人道臣當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為重輕。
在這詩裏，我第一次用“文學革命”一個名詞。這首詩頗引起了一些小風波。原詩共有四百二十字，全篇用了十一個外國字的譯音。任叔永把那詩裏的一些外國字連綴起來，做了一首遊戲詩送我往紐約：
牛敦愛迭孫，培根客爾文，
索虜與霍桑，“煙士披裏純”。
鞭笞一車鬼，為君生瓊英。
文學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詩的末行自然是挖苦我的“文學革命”的狂言。所以我可不能把這詩當作遊戲看。我在9月19日的日記裏記了一行：
任叔永戲贈詩，知我乎，罪我乎？
9月20日，我離開綺色佳，轉學到紐約去進哥倫比亞大學，在火車上用叔永的遊戲詩的韻腳，寫了一首很莊重的答詞，寄給綺色佳的各位朋友：
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琢鏤粉飾喪元氣，貌似未必詩之純。小人行文頗大膽，諸公一一皆人英。願共戮力莫相笑，我輩不作腐儒生。
在這短詩裏，我特別提出了“詩國革命”的問題，並且提出了一個“要須作詩如作文”的方案。從這個方案上，惹出了後來做白話詩的嚐試。
我認定了中國詩史上的趨勢，由唐詩變到宋詞，無甚玄妙，隻是作詩更近於作文！更近於說話。近世詩人歡喜做宋詩，其實他們不曾明白宋詩的長處在哪兒。宋朝的大詩人的絕大貢獻，隻在打破了六朝以來的聲律的束縛，努力造成一種近於說話的詩體。我那時的主張頗受了讀宋詞的影響，所以說“要須作詩如作文”，又反對“琢鏤粉飾”的詩。
那時我初到紐約，覲莊初到康橋，各人都很忙，沒有打筆墨官司的餘暇。但這隻是暫時的停戰，偶一接觸，又爆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