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我們的爭辯最激烈，也最有效果。爭辯的起點，仍舊是我的“要須作詩如作文”的一句詩。梅覲莊曾駁我道：
足下謂詩國革命始於“作詩如作文”，迪頗不以為然。詩文截然兩途。詩之文字（Poetic diction）與文之文字（Prose diction）自有詩文以來（無論中西），已分道而馳。足下為詩界革命家，改良“詩之文字”則可，若僅移“文之文字”於詩，即謂之革命，則不可也。……一言以蔽之，吾國求詩界革命，當於詩中求之，與文無涉也。若移“文之文字”於詩即謂之革命，則詩界革命不成問題矣。以其太易易也。
任叔永也來信，說他讚成覲莊的主張。我覺得自己很孤立，但我終覺得他們兩人的說法都不能使我心服。我不信詩與文是完全截然兩途的。我答他們的信，說我的主張並不僅僅是以“文之文字”入詩。我的大意是：
今日文學大病在於徒有形式而無精神，徒有文而無質，徒有鏗鏘之韻，貌似之辭而已。今欲救此文勝之弊，宜從三事入手：第一須言之有物，第二須講文法，第三，當用“文之文字”時，不可避之。三者皆以質救文勝之敝也。（2月3日）
我自己日記裏記著：
吾所持論，固不徒以“文之文字”入詩而已。然不避“文之文字”，自是吾論詩之一法。……古詩如白香山之《道州民》，老杜之《自京赴奉先詠懷》，黃山穀之《題蓮華寺》，何一非用“文之文字”，又何一非用“詩之文字”耶？（2月3日）
這時候，我已仿佛認識了中國文學問題的性質。我認清了這問題在於“有文而無質”。怎麼才可以救這“文勝質”的毛病呢？我那時的答案還沒有敢想到白話上去，我隻敢說“不避文的文字”而已。但這樣膽小的提議，我的一班朋友都還不能了解。梅覲莊的固執“詩的文字”與“文的文字”的區別，自不必說。任叔永也不能完全了解我的意思。他有信來說：
……要之，無論詩文，皆當有質。有文無質，則成吾國近世萎靡腐朽之文學，吾人正當廓而清之。然使以文學革命自命者，乃言之無文，欲其行遠，得乎？近來頗思吾國文學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無學。救之之法，當從績學入手。徒於文字形式上討論，無當也。（2月10日）
這種說法，何嚐不是？但他們都不明白“文字形式”往往是可以妨礙束縛文學的本質的。“舊皮囊裝不得新酒”，是西方的老話。我們也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古話，文字形式是文學的工具；工具不適用，如何能達意表情？
從2月到3月，我的思想上起了一個根本的新覺悟。我曾徹底想過：一部中國文學史隻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陳代謝的曆史，隻是“活文學”隨時起來替代了“死文學”的曆史。文學的生命全靠能用一個時代的活的工具，來表現一個時代的情感與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須另換新的，活的，這就是“文學革命”。例如《水滸傳》上石秀說的：
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
我們若把這句話改作古文，“汝奴之奴！”或他種譯法，總不能有原文的力量。這豈不是因為死的文字不能表現活的話語？此種例證，何止千百？所以我們可以說：曆史上的“文學革命”全是文學工具的革命。叔永諸人全不知道工具的重要，所以說“徒於文字形式上討論，無當也”。他們忘了歐洲近代文學史的大教訓！若沒有各國的活語言作新工具，若近代歐洲文人都還須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歐洲近代文學的勃興是可能的嗎？歐洲各國的文學革命隻是文學工具的革命。中國文學史上幾番革命也都是文學工具的革命。這是我的新覺悟。
我到此時才把中國文學史看明白了，才認清了中國俗話文學（從宋儒的白話語錄到元朝明朝的白話戲曲和白話小說）是中國的正統文學，是代表中國文學革命自然發展的趨勢的。我到此時才敢正式承認中國今日需要的文學革命是用白話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
1916年3月間，我曾寫信給梅覲莊，略說我的新見解，指出宋元的白話文學的重要價值。覲莊究竟是研究過西洋文學史的人，他回信居然很讚成我的意見。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