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一點，我當時頗不心服，曾有信替自己辯護，說我這首詩，當作一首Satire（嘲諷詩）看，並不算是失敗，但這種“戲台裏喝彩”實在大可不必。我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自己好笑。
但這一首遊戲的白話詩，本身雖沒有多大價值，在我個人做白話詩的曆史上，可是很重要的。因為梅、任諸君的批評竟逼得我不能不努力試做白話詩了。覲莊的信上曾說：
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
叔永的信上也說：
要之，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於詩。
這樣看來，白話文學在小說詞曲演說的幾方麵，已得梅、任兩君承認了。覲莊不承認白話可作詩與文，叔永不承認白話可用來作詩。覲莊所謂“文”自然是指《古文辭類纂》一類書裏所謂“文”（近來有人叫做“美文”）。在這一點上，我毫不狐疑，因為我在幾年前曾做過許多白話的議論文，我深信白話文是不難成立的。現在我們的爭點，隻在“白話是否可以作詩”的一個問題了。白話文學的作戰，十仗之中，已勝了七八仗。現在隻剩一座詩的壁壘，還須用全力去搶奪。待到白話征服這個詩國時，白話文學的勝利就可說是十足的了，所以我當時打定主意，要作先鋒去打這座未投降的壁壘：就是要用全力去試做白話詩。
叔永的長信上還有幾句話使我更感覺這種試驗的必要。他說：
如凡白話皆可為詩，則吾國之京調高腔，何一非詩？……嗚呼適之，吾人今日言文學革命，乃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非特文言白話之爭而已。……以足下高才有為，何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於荊棘之中哉？……今且假定足下之文學革命成功，將令吾國作詩皆京調高腔，而陶謝李杜之流永不複見於神州，則足下之功又何如哉，心所謂危，不敢不告。……足下若見聽，則請從他方麵講文學革命，勿徒以白話詩為事矣。（7月24日夜）
這段話使我感覺他們都有一個根本上的誤解。梅、任諸君都讚成“文學革命”，他們都說“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但他們讚成的文學革命，隻是一種空蕩蕩的目的，沒有具體的計劃，也沒有下手的途徑。等到我提出了一個具體的方案（用白話做一切文學的工具），他們又都不讚成了。他們都說，文學革命決不是“文言白話之爭而已”。他們都說，文學革命應該有“他方麵”，應該走“大道”。究竟那“他方麵”是什麼方麵呢？究竟那“大道”是什麼道呢？他們又都說不出來了；他們隻知道決不是白話！
我也知道光先有白話算不得新文學，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我認定了：無論如何，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必須有活的工具。那已產生的白話小說詞曲，都可證明白話是最配做中國活文學的工具的。我們必須先把這個工具抬高起來，使他成為公認的中國文學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們方才談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麵。這是我的方案。現在反對的幾位朋友已承認白話可以作小說戲曲了。他們還不承認白話可以作詩。這種懷疑，不僅是對於白話詩的局部懷疑，實在還是對於白話文學的根本懷疑。在他們的心裏，詩與文是正宗，小說戲曲還是旁門小道。他們不承認白話詩文，其實他們是不承認白話可作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所以我決心要用白話來征服詩的壁壘，這不但是試驗白話詩是否可能，這就是要證明白話可以做中國文學的一切門類的唯一工具。
白話可以作詩，本來是毫無可疑的。杜甫、白居易、寒山、拾得、邵雍、王安石、陸遊的白話詩都可以舉來作證。詞曲裏的白話更多了。但何以我的朋友們還不能承認白話詩的可能呢？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白話詩確是不多；在那無數的古文詩裏，這兒那兒的幾首白話詩在數量上確是很少的。第二是因為舊日的詩人詞人隻有偶然用白話作詩詞的，沒有用全力作白話詩詞的，更沒有自覺的作白話詩詞的。所以現在這個問題還不能光靠曆史材料的證明，還須等待我們用實地試驗來證明。
所以我答叔永的信上說：
總之，白話未嚐不可以入詩，但白話詩尚不多見耳。古之所少有，今日豈必不可多作乎？……
白話之能不能作詩，此一問題全待吾輩解決。解決之法，不在乞憐古人，謂古之所無，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輩實地試驗。一次“完全失敗”何妨再來？若一次失敗，便“期期以為不可”，此豈“科學的精神”所許乎？……
高腔京調未嚐不可成為第一流文學。……適以為但有第一流文人肯用高腔京調著作，便可使京調高腔成第一流文學。病在文人膽小不敢用耳。元人作曲可以取仕宦，下之亦可謀生，故名士如高則誠、關漢卿之流皆肯作曲作雜劇。今日高腔京調皆不文不學之戲子為之，宜其不能佳矣。此則高腔京調之不幸也。足下亦知今日受人崇拜之莎士比亞，即當時唱京調高腔者乎？與莎氏並世之培根著《論集》（Essays），有拉丁文英文兩種本子；書既出世，培根自言，其他日不朽之名當賴拉丁文一本；而英文本則但以供一般普通俗人傳誦耳，不足輕重也。此可見當時之英文的文學，其地位皆與今日京調高腔不相上下。……吾絕對不認“京調高腔”與“陶謝李杜”為勢不兩立之物。今且用足下之文學以述吾夢想中之文學革命之目的，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