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學革命的手段，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敢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皆能用白話與京調高腔作詩。
（2）文學革命的目的，要令中國有許多白話京調高腔的陶謝李杜，要令白話京調高腔之中產生幾許陶謝李杜。
（3）今日決用不著陶謝李杜的陶謝李杜，何也？時代不同也。
（4）吾輩生於今日，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的《五經》兩漢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的《水滸》、《西遊》文字，與其作似陶似謝似李似杜詩，不如作不似陶不似謝不似李杜的白話詩。與其作一個“真詩”，走“大道”，學這個，學那個的陳伯嚴、鄭蘇龕，不如作一個實地試驗，“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適。
此四者，乃適夢想中文學革命之宣言書也。
嗟夫，叔永，吾豈好立異以為高哉？徒以“心所謂是，不敢不為”。吾誌決矣。吾自此以後，不更作文言詩詞。吾之《去國集》乃是吾絕筆的文言韻文也。（7月26日）
這是我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的詩詞。過了幾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學之器也。我私心以為文言決不足為吾國將來文學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諸人已實地證明作小說之利器在於白話。今尚需人實地試驗白話是否可為韻文之利器耳……
我自信頗能用白話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於韻文。私心頗欲以數年之力，實地練習之。倘數年之後，竟能用白話作文作詩，無不隨心所欲，豈非一大快事？
我此時練習白話韻文，頗似新辟一文學殖民地。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誌，結伴同行。然我去誌已決。公等假我數年之期。倘此新國盡是沙磧不毛之地，則我或終歸老於“文言詩國”，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則辟除荊棘之後，當開放門戶，迎公等同來蒞止耳。“狂言人道臣當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為輕重。”足下定笑我狂耳。（8月4日）
這封信是我對於一班討論文學的朋友的告別書。我把路線認清楚了，決定努力做白話詩的試驗，要用試驗的結果來證明我的主張的是非。所以從此以後，我不再和梅、任諸君打筆墨官司了。信中說的“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誌，結伴同行”，也是我當時心裏感覺的一點寂寞。我心裏最感覺失望的，是我平時最敬愛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險。一年多的討論，還不能說服一兩個好朋友，我還妄想要在國內提倡文學革命的大運動嗎？
有一天，我坐在窗口吃我自做的午餐，窗下就是一大片長林亂草，遠望著赫貞江。我忽然看見一對黃蝴蝶從樹梢飛上來；一會兒，一隻蝴蝶飛下去了；還有一隻蝴蝶獨自飛了一會，也慢慢地飛下去，去尋他的同伴去了，我心裏頗有點感觸，感觸到一種寂寞的難受，所以我寫了一首白話小詩，題目就叫做《朋友》（後來才改作《蝴蝶》）：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8月23日）
這種孤單的情緒，並不含有怨望我的朋友的意思。我回想起來，若沒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討論，若沒有那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長函的朋友切磋的樂趣，我自己的文學主張決不會經過那幾層大變化，決不會漸漸結晶成一個有係統的方案，決不會慢慢的尋出一條光明的大路來。況且那年（1916）的3月間，梅覲莊對於我的俗話文學的主張，已很明白的表示讚成了（看上文引他的3月19日來信）。後來他們的堅決反對，也許是我當時的少年意氣太盛，叫朋友難堪，反引起他們的反感來了，就使他們不能平心靜氣的考慮我的曆史見解，就使他們走上了反對的路上去。但是因為他們的反駁，我才有實地試驗白話詩的決心。莊子說得好：“彼出於是，是亦因彼。”一班朋友做了我多年的“他山之錯”，我對他們，隻有感激，決沒有絲毫的怨望。
我的決心試驗白話詩，一半是朋友們一年多討論的結果，一半也是我受的實驗主義的哲學的影響。實驗主義教訓我們：一切學理都隻是一種假設；必須要證實了（veritied），然後可算是真理證實的步驟，隻是先把一個假設的理論的種種可能的結果都推想出來，然後想法子來試驗這些結果是否適用，或是否能解決原來的問題。我的白話文學論不過是一個假設，這個假設的一部分（小說詞曲等）已有曆史的證實了；其餘一部分（詩）還須等待實地試驗的結果。我的白話詩的實地試驗，不過是我的實驗主義的一種應用。所以我的白話詩還沒有寫得幾首，我的詩集已有了名字了，就叫做《嚐試集》。我讀陸遊的詩，有一首詩雲：
能仁院前有石像丈餘，蓋作大像時樣也。
江閣欲開千尺像，雲龕先定此規模。
斜陰徙倚空長歎，嚐試成功自古無。
陸放翁這首詩大概是別有所指，他的本意大概是說：小試而不得大用，是不會成功的。我借他這句詩，做我的白話詩集的名字，並且做了一首詩，說明我的嚐試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