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城建局、拆遷辦協商解決。”
楊誌遠怒不可視：“這就是你們協商解決的結果，如此寒冬，讓老人孩子幾乎可以說是露宿街頭，你們有沒有父母？你們有沒有孩子？你們的良心被狗吃了？看看你們，一個個麵紅耳赤，正喝著吧，可當你們花天酒地的時候，群眾卻是饑寒交迫，你們喝得拿是酒嗎，我們你們喝得是血。不要跟我解釋拆遷補償有規定，預算就這麼多，隻能這麼幹，一條環線公路，超支那麼多，這超支的部分都用在哪了？喝到肚子裏去了？還是裝到口袋裏去了？退一萬步說，補償就這麼多，不能超標，政府不是新建有廉租房麼，廉租房呢？都誰在住？奔馳寶馬？你們就這樣為群眾排憂解難的？群眾為什麼對政府失望？群眾為什麼對政府的不信任？就是因為你們，一群沒有良心的東西。”
那是楊誌遠到會通以後第一次發怒，會通市的官員還沒有領教過楊誌遠的厲害，不知道楊誌遠最恨的就是這種隻知道魚肉百姓，視百姓如草芥的官員。楊誌遠隨即指示房管局，著手解決兩老一小廉租房的問題。
那天到場的所有官員，都不用回去了，都在草棚裏過夜，數星星，寒夜沒有星星，那就喝喝西北方，喝酒喝多了，有必要醒醒酒，長長記性，體驗民情，知曉疾苦。邵武平、鄺文韜留下，在車裏監督。局長主任們帶來的車，楊誌遠帶回，順便安排老人住政府的招待所。
喝完西北方，這就完了？自然不可能。局長副局長主任副主任第二天哈欠連天，鼻涕直流，哆哆嗦嗦地回到單位，打擊接踵而至，先是信訪局局長副局長被免職；市委常委會通過了騰瀾對拆遷辦副主任立案調查的提議，市拆遷辦不久之後從主任到科員被一窩端；時隔一年，楊誌遠一拍桌子，市城建局副局長劉平癱倒在地，這次不用住草棚，與拆遷辦的主任副主任於監獄相會。
毛世軒就是那時候兼任信訪局局長的，原來隻是市委副秘書長、群工部部長，隻管市委那邊的信訪，從那時候起，市委市政府兩邊的信訪都歸其管。
楊誌遠批示事涉群眾疾苦的群眾來信，從不含糊其詞。畫個圈，打個勾，簽上楊誌遠，目的不明確，相關的部門肯定會能拖就拖。楊誌遠的批示從來都是“轉某某同誌處理！”點名道姓。不僅如此，市長工作繁忙，每天的批示形形色色，一二封群眾來信，批示了也就批示了，時間一久，哪裏還會記起？為免相關部門鑽空子，楊誌遠安排秘書一科的兩位同誌專門負責，但凡批示過後的信件都會登記在冊，處理結果反饋意見都會有所說明，為免官員欺上瞞下，還會有專人給群眾打電話，核查落實，如此一來，誰敢不把楊誌遠的批示當回事。當然，有些問題，可能時間過長，也可能問題比較複雜，需要詳加了解，不能隨便批示，這時候就有必要把毛世軒找來，說明情況，再根據具體情況，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
楊誌遠曾經與毛世軒就群眾有問題有訴求不找信訪局，喜歡直接找書記市長反映問題的現象有過交流：其實群眾信訪，涉及的大多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隻要基層官員本著務實的工作態度，此類問題早就可以解決，根本就用不著上信訪局，也用不著給書記市長寫信，究其原因，還是工作作風和工作態度的問題。為什麼上訪人認為遇上事情找信訪局沒用，隻有找書記市長才行？這是什麼問題？其實這就涉及體製的問題，由於體製的原因矛盾被集中化、政治化了。老百姓不是傻子，知道書記市長一批示，什麼問題都好解決。所以他直接找書記找市長，這反映了我們體製的特點，上級集權和個人集權。現在越級上訪多，是我們執政係統的特點反映到基層社會裏去了。因為這個特點，一件很簡單的事，本來應該通過行政體係日常運作來解決的，最後變成通過政治壓力來解決，被政治化了；本來在分散的不同部門能解決的，結果都弄到書記市長這裏來了，被集中化了。這就又牽扯到了基層擴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