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2年我開始研究《紅樓夢》，至今已經四十個年頭了。從一無所知到弄清《紅樓》內幕，識曹雪芹和孔梅溪生平，學會“反照風月寶鑒”，解得紅樓神話、詩詞謎語及文章綱目、矛盾破綻的意義止，總共用了不過三四個月的時間；而將這些研究結果發表出來卻用了整整三四十年的時間。深感發現真理是容易的，而發表真理卻困難百倍。
如果說在考證《紅樓夢》本身即是錯誤的，“擁林反薛”已被提到“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高度的那一曆史階段，我的這些“深受某一派紅學家影響”的研究成果，尤其公然認為釵、黛原是一人的觀點不被接受，因而也不得發表，原是不足為怪的話，那麼，到了“重點轉移”，“改革開放”的八九十年代，包括胡適的專著都在公開出版發行並頗受重視的曆史時代，一些“紅學界”的先生們仍然繼續排斥這些發現，其原因就實在令人費解了。
現在書稿能夠出版麵世，自然首先要感謝紅學泰鬥周汝昌先生。他在“雙目皆壞，稿積如山”，“事如山積，緒如麻亂”，不知休息地日夜研著的情況下，仍然抽出寶貴時間，給了我一個素不相識的“界外人”，那麼多的指導和鼓勵。這是我終生難以忘懷的。在周先生八十華誕暨研紅五十周年紀念大會，周先生紅學精品首發式上，那麼多人站出來由衷地向周先生祝賀，良不偶然。可以坦然地說：沒有周先生就沒有中國紅學。拙著本身又是一例。
陝西省魏徵研究會會長呂效祖先生，也七十大多了。他在研著對黨和國家意義極為重大的曆史經驗教訓：研究大唐名相魏徵及“貞觀之治”對今日的借鑒啟示作用的同時，對我這樣一個渺小的、一生無所作為的小人物的紅樓夢研究或曹雪芹及其愛人孔梅溪一生情史的研究著述，仍然給予了極大的關心和鼓勵，不但看了拙文，還著文推薦；對我後來逐漸為一些編者學人高看，陸續發表了一些小文亦大有關係。這是應該深深感謝的。
還有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河北省曹雪芹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暢先生，在看了《紅樓》拙文：《為周先生一辯》後，主動賜書聯係，給了我多方麵的幫助和啟迪。《評〈大爭論大收獲〉》便是刊在他主編的《曹雪芹祖籍論輯》上；《不廢江河萬古流》等也是在他們研究會主辦的《紅樓夢文化學術研討會》上散發的；有的還是在他的啟示下寫成的。這裏特別致謝了。
再有，我的同學趙子言、萬文曼諸同誌，都在可能的範圍內給了我許多幫助和支援，正是他們的督促和支持，才有了今日文稿的付梓。他們的高情厚誼，我將銘記心中。
當然還要感謝陝西人民出版社的領導周鵬飛先生、吳秉輝先生和責任編輯張玉霞女士，沒有他們不嫌作者卑微，不棄拙文淺陋而給予編排出版，拙著是不可能問世的。一切為此書出版貢獻過心力的朋友和同誌，我在此一並致謝了！特別編校為我改正了大量錯別字和標點符號及欠通的句子，使本書不至於貽笑大方，實實是不能不深深感謝的。也不能不說。
這裏發表的都是我80年代後寫的文章。除了評馮其庸先生的《論甲戌本“凡例”》及對郭豫適先生的《擬曹雪芹答客問》的意見兩篇文章被《集刊》編委會藏匿不還外，幾乎都在這裏了。雖然在紅學方麵或許有些意義，但麵對時代、祖國和人民，還是深感慚愧的。
書分上、下兩部，上部《觀點》是我四十年辛勤研究的成果，也是我奉獻給廣大讀者的一分薄禮；下部《爭鳴》原非我願，鑒於目前紅學現狀，不得已而為之——知我罪我其聽之矣。
小女閻華建議我“麵向大眾，麵向青年”，“先提出問題造成懸念才會有人看”，我采納了。因而有了前麵的“寄語”，內容簡介也改變了。女婿楊斌也參與了下部修改。願後來者居上。
閻肅林寫於陝西總隊家屬樓
1999月1日至2003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