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閻肅林先生，是從讀過他的一篇署名“史直生”的文章開始的。那篇文章談論當時紅學界的論爭以及紅學論爭中的種種非學術現象，見解頗有獨到之處，且很為切中要害，而那文風之質直、明晰，文筆之犀利、潑辣，敢言人所欲言而未能言者，這是在當時的紅學界所不易見到的。這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但是，“史直生”何許人？我那時卻一無所知，於是就通過朋友打聽，終於得知他的真名叫閻肅林，早年畢業於長春地質學院，後在建材地質係統駐陝西的一個部門工作，遂成西安人，是位已退休的高級工程師，搞“紅學”原來是他的業餘愛好。
1996年，拙著《曹雪芹祖籍考論》出版，因為報刊上刊登了一些報道和評價文章，閻肅林先生看到後很想購一本而不可得。在我將拙著寄贈給他後，我們的聯係就多了起來，從此也有機會讀到他更多的文章，對他的紅學觀點了解得也更多了一些。在他的文章中，常有一些在他人書文中所少見的新奇、獨到的見解。然而，這都還停自在書信與文字之交上。直到1998年冬，在北京召開的“紅樓夢文化學術研討會”上，我才得以和他第一次見了麵。初次見麵，我立刻就想到了“文如其人”這句話，他的質直、熱誠、執著是無所掩飾的。從他的臉上，你讀不到作為一位六十幾歲老年人的“成熟”與“老練”，他的質直表明他從沒有做那種“人情練達”的文章；他的熱誠顯露出他為人處世的真情實感；他的執著顯現出他保持著少年的天真。一個人，能夠到老葆有一顆童稚之心，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我想象不出閻肅林先生在他所經曆的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中是怎樣度過來的，但他的確至今仍然葆有一顆童稚之心。僅此一點，就足以讓如我輩中那種“成熟”得有些圓滑了的人汗顏。也正因此，在以後我讀他的文章的時候，常常產生一種莫名的感動。
閻肅林先生的“紅學”研究，涉及到的方麵很廣泛。本來，有關《紅樓夢》的研究，之所以形成一個獨立的學科——紅學，就因為與其他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的研究相比，它有著其繁難複雜的特殊性。僅就文本方麵而言，《紅樓夢》的創作、問世過程（包括書名的演變過程），它的原作者，八十回後的續作者，手抄本（脂硯齋評注本）與刊刻本（程甲與程乙）孰前孰後、孰真孰假，有無脂硯齋其人？如有，脂硯齋究竟是誰？是男是女？作品“假語村言”的內容與“真事引出（或隱去）”的真事真人（“本事”）的關係，“一聲也而兩歌，一手也而二牘”所蘊涵的作者創作意圖與作品的意旨究竟應該怎樣認識與解析？作品所體現的人文主義精神價值的特殊性與其曆史、社會、文學、美學價值的特殊性究竟應該如何定位？諸如此類的大大小小的問題，即被稱作“紅學”中的“內學”問題，多得難以計數，而且大都至今仍然存在爭議。還有被稱作“非文本”的研究，這主要是指有關作者曹雪芹（以及續作者高鶚）的家世、身世及其社會、曆史背景與相關文獻、文物的研究，更有與作者、作品密不可分的“本事”研究，這構成了所謂“考證派”與“索引派”紅學研究的主要內容。關於這方麵的研究，雖然被有些人稱為“紅學”中的“外學”，但從早年“考證派”胡適的“自傳說”與“索引派”蔡元培的“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之本事索引論戰開始，直到後來關於曹雪芹的著作權，曹雪芹的生年與卒年，曹雪芹的畫像、書箱、佚詩、墓石等問題的爭論，以及《廢藝齋集稿》的真偽，《春柳堂詩稿》中有關曹雪芹詩作的可靠性，曹雪芹上世祖係、家世、籍貫、旗籍，曹雪芹的身世等問題的論爭等等，幾乎構成了“紅學”研究的主體，而那些關於“文本”或曰“內學”的研究，則相對來說顯得有些遜色。究其原因，就在於《紅樓夢》的研究不同於一般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研究的特殊性所致，也就是作為獨立學科的“紅學”之所以形成的特殊性所致。而關於這一種看法，竟也構成了“紅學”中的一場論爭。一種意見認為，“紅學”不同於一般小說學研究，它是包括“文本”研究在內，同時包括曹學、版本學、探佚學和脂學等與《紅樓夢》有關的研究的特殊性學問；另一種意見認為，“紅學”應該回歸“文本”，即它應該是《紅樓夢》的本體研究。當然，紅學不能隻包括曹學、版本學、探佚學和脂學等而完全排除《紅樓夢》的文本研究，但紅學若隻局限於文本研究，就等於抹煞了紅學的特殊性，實際上也就等於取消了紅學，因為紅學從它開始形成，就已突破了關於《紅樓夢》的文學與美學研究，而涉及到史學，地理學，民族學，文物，文獻學，宗族、家譜學等等。現代紅學奠基人王國維、胡適、蔡元培、俞平伯、周汝昌以及吳恩裕、吳世昌、徐恭時、戴不凡，再至陳毓羆、鄧紹基、馮其庸、劉世德等人的紅學研究，都不全是，或主要地不是，或完全不是《紅樓夢》的文本研究，但他們都對紅學作出了或者具有開創性與突破性的，或者具有重大意義的，或者具有一定價值的貢獻。相反，僅就紅學的文本研究來看，雖然也有不少紅學家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也取得了巨大的或相當可觀的成績（如何其芳、吳組緗、王朝聞、李希凡、張畢來、蔣和森等），但若說關於《紅樓夢》的文本研究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的研究有著明顯的、巨大的超越，或僅此足以建構起紅學這一特殊的、獨立的學科，這恐怕是不符合紅學史的實際情況的。我認為關鍵的問題在於，應該正視紅學形成與發展的特殊性，沒有這種特殊性，也就沒有紅學這一學科的獨立存在。其次，紅學自然不應排斥文本研究，但更不應將紅學限定於文本研究。既然紅學有其特殊性，那麼，一切相關的研究就應屬於紅學的範疇。有的紅學家指出，紅學有內學與外學之分，但內學與外學終歸都屬於紅學，它們之間有其相互關聯性，又有其相對獨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