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車（洋車）
老舍在《駱駝祥子》中描寫的人力黃包車，煙台興起的很早。
這種車煙台叫“東洋車”，又叫“洋車”。遠在20世紀二十年代末，就有安姓資本家從大連運進煙台，供其姨太太乘坐。其姨太太十分豔麗，所以越發招搖過市。
拉這種車勿需多少技術，許多無業居民趨之若鶩。自1928年起，美國太平洋艦隊的水兵每年都要到煙台“歇伏”，他們乘坐黃包車成癖，於是這個行業很快興旺起來，除名門望族養有專門的“包車”之外，在碼頭、街口，都聚集著很多拉散戶的車夫，他們大多擁有自己的洋車，跟北京不同的是，這裏沒有出租車輛的車行。
他們的收入不菲。當時北方局派到煙台的特派員胡丹坡，在所著《金陵雜憶》中收入他當時給北方局的報告。報告中稱煙台洋車夫一個夏天的收入足以維持一年的溫飽，因而革命性極差雲雲。
汲水工具
煙台沒有水車，汲水多用轤轆，又稱“轤轆頭”。
煙台多井，井台上設井架，多為三角井架，用巨石予以固定。井架上伸出一木軸在井口，這圓形木軸往往塗上一些油脂以減少磨擦。汲水時將帶搖把的“轤轆頭”插入木軸。轤轆頭上纏有井繩，井繩末端拴有水鬥。搖動把手，放下井繩，水鬥就會取水，然後將水挽至井口，完成汲水。
這無疑是勞動強度極大的，特別是澆灌幹涸的菜園，有所謂。“趕水頭”。即搖取的速度越快，水流的速度越快，很快就會把地澆完了。如果慢了，一鬥水很快就被幹涸的土地吸光了，形不成水流，澆地的速度就會很慢。
煙台泊地農民的汗水都灑在轤轆頭上了，出現了抽水機，才逐漸告別了轤轆頭，但在一些庭院裏，未按機井前，仍沿用著轤轆頭取水的方式。
耕耘工具
原始農業的耕耘工具也很多，整地耕地工具有钁、犁、耙等。犁比較重要，由舊式木犁發展為新式步犁、雙輪雙鏵犁，由於拖拉機的出現逐漸被淘汰。播種工具包括耠子、耬、點播器、播種機等，耠子、耬本來已被播種機所取代，但承包責任製後又複使用。中耕追肥工具有鋤、三齒耘鋤和五角耘鋤。植保工具有手搖噴粉器和壓縮噴霧器。手搖噴粉器在50年代引入，不足二十年即被淘汰。收獲脫粒工具有鐮刀、鍘刀、連枷、碌碡、木耙、木杈、木鍁、簸箕等。後來被各式各樣的收割、脫粒機所取代。這標誌著我國農業從傳統的手工方式走向了近代的機械化。為形成現代化大農業創造著條件。
風匣
風匣已經絕跡，連它的第二代替代產品——小型鼓風機也已絕跡，隻在語言中還留有痕跡，例如說：“老鼠鑽到風匣裏——兩頭受氣。”
當年它可是每家每戶必備的物品——真像今日的煤氣灶一樣。不僅是鐵匠爐的主要工具，也是家庭婦女每餐必用的物件。
構造很簡單，一個木箱（所以又稱風箱），兩端留個風口，活動閥門，可以進氣或者堵氣，拉杆連著一個活塞，活塞上拴上雞毛以防漏氣，側旁一個風道連著出氣口，如此而已。
就這種風箱用了幾百年，直到出現了電力操作的小型鼓風機（俗名“風鼓子”）才逐漸被代替。
11．老煙台風情
煙台是著名的僑鄉，僑胞之外還有港台遊子，他們無不懷念故鄉。懷念什麼呢？是那山？那海？那土地？當然也有，但這些完全可以通過畫麵來解思念之苦；現代媒體發達，今日的故鄉新貌也可以瞬間即得。那麼，懷念什麼呢？
其實，主要的就是懷念故鄉的風情。
那是一種濃濃的氛圍，說不清究竟是什麼。鄰裏關係？生活習慣？街巷閑話？好像都有，好像又都不是……
然而，風情確實是客觀存在的，是鄉情的基礎。許多人把老煙台比喻為“小家碧玉”，就是因為它絕不雷同於大上海的風情。京派與海派的差異根源也在風情上。
風情，是“地域文化”的根。
吃魚種種；
丹桂小吃；
大廟的玩具攤兒；
萊州的麥作文化；
煙台人的“就頭”；
果模與麵塑；
無魚不成席；
海碰子。
吃魚種種
藍煙鐵路通車之前，魚曾經是價格十分低廉的食品。普通市民都要用它來代替一半的糧食來充饑。當時吃東北運來的玉米，區別於周圍各縣過來的“家苞米”，稱之為“船苞米”。“家苞米”很少，價格也貴。一斤“船苞米”在春天可換幾斤常見的魚。1947年海口被封鎖，“船苞米”運不進來，那年家家戶戶都把鮐魚當作了主食，有點“進項”（煙台土語：收入的意思）的人家尚可加上點醬油，很多人家都是大鍋清水煮。老人便秘的多，青壯年也鼻子發幹。那種吃魚確實是“苦”事兒。鮐魚熬小白菜美味可口，但小白菜對大多數人家來說是奢侈品。因為老煙台的郊區多山少平地，果林間的一口一塊的平地灌溉條件也極差。蔬菜很難得，是伺侯匠人的。春天的韭菜是有求於人時的“饋贈佳品”。當然，市民們可以吃到大路菜，但大路萊不是四季皆有。蘿卜下來了，趕緊鹽漬起來以備淡季食用。所以煙台街的醬園子特別多，成為“支柱產業”，不僅北大街，連二馬路上都有一串醬園子。
當時沒有冷凍設備，交通又十分不便，魚又是時令產品，鮮魚很難保存，於是，家家戶戶都成了“製幹廠”。穀雨之後，百魚上岸，每家院子裏都拉上鐵條，大曬其魚。綠頭蒼蠅光顧，以致那鐵條變成了近於綠色，於是有了芝罘特有的詞彙——“綠豆條”。
對魚類產品的深加工是油脂工業迅猛發展之後。福山所以成為“魯菜之鄉”的經濟原因也在這裏。舊時代煙台街的油坊很多，基本上是兩個體係，王家和盧家，都是福山人。現在王懿榮紀念館的新址就是當年王家的“大成棧”。魚一經油來烹調，立即讓“飲食文化”走上了“新階段”，各式各樣與魚有關的名吃應運而生，成為全國四大菜係之首——魯萊的當家萊肴。誰把這曆史鉤沉一番，當是十分有趣的事。
魚，走俏了。“福山的閨女會做魚”，“娶福山媳婦會吃窮”，煙台的俚語都產生了新內容；而福山的媳婦則說：“有了油，誰不會做？”這話後來太普及，演化成了“隻要有了某個條件都會幹”的煙台特有表達方式，很時髦了一陣子。
當然，由此而帶來了飲食文化的大發展。福山出現了眾多的名廚、名店，有了許多美食家的故事，名萊的傳說故事，以及飲食的嚴格規矩，都跟吃魚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老煙台吃魚”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是很有“地方雅趣”的文化遺產。
丹桂小吃
煙台遊子幾乎都有“丹桂情結”，談起家鄉來總要問：“丹桂還有嗎？門前那片小吃攤還在嗎？”
“丹桂”是當時煙台的娛樂中心“丹桂大戲院”的簡稱，幾經演變，解放後稱“勝利劇場”。它的附近是著名的煙台小吃的發祥地，這裏幾乎集中了膠東各地卓有特色的名吃，是名副其實的“小吃區”。大體可分為店、棚、攤、挑四類。丹桂以北，店鋪林林總總，其中有不少名牌老店，如：蓬萊春、三合園等，在“包辦酒席”（當時的招牌用語）之外，也經營小吃，蓬萊春的拉麵，三合園的水餃都是遠近馳名的，但是走進這類飯館的，不是達官貴人，也是商賈名流，下層人是決少光顧的。丹桂南邊的廣場上有密密麻麻的“棚”，裏麵飄散著誘人的飯香。當時的草市在西南河，1871鄉農夫賣了草，來這裏任選一碗“朝天鍋”的湯湯水水，飽餐而歸。家境稍好的，也可來碗“三鮮片湯”或者“高湯餛飩”慰勞自己，那種1：3福真的不可多得。西側則是較多的“攤”位，經營的品種就比較單一了，賣“煙台燜子”的決不會同時賣“麻糖（油條）麻花”，但烘烤爐裏賣出的夥食則是各種各樣的。各個攤點都有自己的“絕活”，同是芝麻燒餅，各家風味不同，任君挑選。更多的是小吃挑兒，扁擔一頭是大鍋，或者平鍋，一頭則是餐具和原料。因為原料受到限製，經營就越發單一了，賣“綠豆丸子”的隻能攜帶已經炸好的半成品，加上點香油和韭菜末兒；賣“煙台燜子”的也隻是已做好的地瓜粉團，加上各種佐料。盡管如此，由於競爭激烈，各自都在技術上精益求精，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同樣的“綠豆丸子”，有的綿滑不膩，有的則在澀中有股甜香。都是澆上滾沸的開水用大海碗盛上來，丸子和韭葉同漂，香味與熱氣撲鼻，真的是獨創的“煙台街”的風味兒。
棚、攤、挑都是為下層市民準備的，真正的物美價廉。勞動者工夫金貴，所以概不例外的都是真正的“快餐”。“棚”裏尚有條凳可坐，“攤”點前則僅是小板凳了，至於“挑”前則多是“站客”了。旁邊一站，連句話都不用說，反正都是一碗，或者一盤，一樣的價錢。顧客剛剛站定，小吃已經端來，未及飯涼，唏噓下肚，交錢走人，快捷得很，決沒有耽誤顧客工夫的事。
如此簡單的食品，經營者卻不肯馬虎從事，相反，而是不斷的花樣翻新，慘淡經營，卓有成效的小吃保留下來了，馳名的就有幾十種。適應港城是交通樞紐的特點，來往客人不惟饑腸轆轆，而且旅途口渴，所以湯湯水水的名吃特多，例如三鮮片湯、綠豆丸子、高湯餛飩都成了傳統名吃。
丹桂前的小吃區，夜市更是一景。入夜，這裏燈火一片，閃閃爍爍，連挑的扁擔上都掛了盞小馬燈。這時會響起一片叫賣聲。隨著飄散的香味走的很遠，吸引著顧客來細細品嚐。難怪煙台的遊子們忘不了丹桂小吃。
大廟的玩具攤兒
解放初，煙台的孩子根本沒有玩的地方，最大的兒童樂園就是大廟，特別是大廟的玩具攤兒。
那玩具攤兒林林總總，真可套用當時小店鋪的叫賣聲：“花樣繁多，物美價廉，童叟無欺，隨意挑選。”但是，賣玩具的並不叫賣，隻憑他攤上五顏六色式樣別致的眾多玩具來吸引孩子們的眼睛，拉住孩子們的腿。逛大廟的孩子都會撲向玩具攤兒，非纏住大人掏出幾枚銅子來不可。從玩具攤旁空手而去的孩子絕無僅有，那裏的玩具簡陋得很，可也便宜得很。玩具的品種確實多，泥娃娃笑容可掬，布老虎凶相畢露，做泥人的“磕子”幾乎囊括了所有著名的曆史人物，還有依照京劇舞台上的道具，大刀、花槍、七節鞭之類，好玩極了。
有兩種玩具給我的印象特深：一種是“風信子”，孩子們叫它“車轉轉”，十分好看，概不例外地綴著紅布條，有的還加上個哨兒，風一吹，發出尖尖的聲音。長大以後我才知道，這裏體現著“漁業文化”。漁民們捕撈歸來，都要在桅杆上高高地掛起“大紅吊子”迎風招展，這是向親人們報捷的信號；而那哨音被長島籍的散文家張岐稱之為“漁笛”，響起的是漁家的歡樂和希望。孩童無知，隻覺得那哨音特別動聽。這大約是我最早聽到的音樂了。
還有一種就是“陀螺”，一段圓木頂端削成錐體，釘上個鋼珠兒，用鞭子抽得它旋轉。大廟的“陀螺”獨具特色的是：它的頂端塗為七色，紅綠黃藍青白紫。在冰上玩，一抽就變成了黑色；大一點的孩子還能抽得閃爍白光，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不得的“英雄”了。
當時的大廟後麵不遠處即是大海，岸上房屋很少，多是廢棄的碼頭貨場，坑坑窪窪的，冬季積水結成冰，是玩“陀螺”的最佳場地。在玩具攤上買了“陀螺”就迫不及待地到大廟後麵的冰上抽，以圖見到那閃爍的白光，可惜見到的多是墨點兒：但這墨點記下的也是童年的歡樂了。
中學時代上物理課，做“麥克思韋滾擺”實驗，立即想到了大廟的“陀螺”。大廟的攤販不一定想對孩子們進行科普教育，但無疑卻讓孩子們領略了“速度與顏色’的關係，給了他們最早的表象。
大廟的玩具攤兒，確確實實是老煙台孩子們歡樂的淵藪。不知有多少孩子在這裏受到了最初的美的啟迪，獲得了最早的的曆史知識，開發早期智慧。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兒童樂園，讓孩子們在這裏受到了原始狀態的地方文化的洗禮。
萊州的麥作文化
萊州素以“膠東糧倉”著稱，盛產小麥。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統計，一縣的小麥產量可頂我省西部兩個專區，萊州是當之無愧的“小麥黃金縣”。因而，萊州的麥作文化與其他地方相比，有著獨具的特色。
小麥曾經是高級食品，因而與“節慶”緊密相聯。萊州人過節也大做麵食，倒如六月六吃火燒；七月七炸麵魚；八月十五除了吃月餅之外，還要做猴搗臼、蒸白兔。萊州人對麵條更是情有獨鍾，麥子下來之後，吃麵條的機會就特別多，幾乎每個“節氣”都要吃麵條，還要“創造性”地出題目來消費小麥。例如陰曆五月十三，據說是“關老爺磨刀”的日子，也要吃麵條。誰能考證出關羽選擇這天磨刀？再說，關雲長磨刀與吃麵條有什麼關係？那時新麥早已登場，用不著財神爺去揮鐮割麥，編出一個“五月十三”來，隻不過是讓“吃麵條”更具文化色彩而已。萊州的廟會特別多，據統計，遠在三十年代全縣廟會就達84處。“趕廟”更成為“吃麵”名正言順的理由，招待親友皆用麵條，“上馬餃子下馬麵”，用細長的麵條纏住親友的腿，這麵條就獨具了文化色彩。
聰明的萊州人當然很早就注意到對小麥進行深加工，因而創造出著名的特產——掖縣大糖。麥芽糖上醮芝麻，又香又甜，還酥軟不可名狀，當之無愧的饋贈佳品。
萊州小麥不僅在糧食市場獨步，而且在餐飲業中也獨占鼇頭。遠在三十年代末，萊州城裏就有23家火食鋪、8家燒餅鋪；麵食小吃品種繁多，走街串巷的火食擔子、餑餑簍子比比皆是。張春永的麵條、楊家的糖酥燒餅和麻渠的芝麻大糖都成為遠近馳名的地方名吃。
萊州麵食走上了“工藝品化”的道路，那就是當地稱之為“花兒”的麵點。用精麵揉捏成飛禽走獸、花草樹木，有的還塗上顏色，莫不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因為加工過程十分嚴格，蒸熟之後可以長期保存，所以更受外地人的青睞，他們視之為藝術品，擺設在客廳裏，決不肯輕易吃掉的。萊州人重禮儀，每逢紅白喜事，總要聘請全村的“巧媳婦”精心製作“花兒”，拐著簍子到鄰村去“獻藝”，因而“花兒”天然地具有民間藝術競賽的特色。
麥杆在其他地方是漚糞、燒火的，頂多當草房的苫草，可是萊州人卻用它來做草帽辮兒，在巴拿馬國際博覽會上得獎牌。萊州婦女，從姑娘開始就會這傳統營生，一邊看戲，一邊製作出這出口的工藝品。
對萊州人來說，麥子處處是寶，處處都有文化。建一個“麥作文化研究中心”如何？
煙台人的“就頭”
眾所周知，吃飯要有“就頭”。過年過節大魚大肉吃夠了，就想啃鹹菜，那鹹菜就是“就頭”。煙台各地有諸多獨具風味的“就頭”，雖不入經傳，卻養育了世世代代的煙台人，構成了地域文化的特有內涵。這些極具地域風采的小吃如果尋找特點的話，概沒例外地都是特成；原料是成本極低的海產品，卻讓曆代的出苦力、流大汗的勞動者，用最廉價的成鹽加工成最有地方風味的美食。
例如萊州灣的鹽蟹子。成的不可名狀，但卻有一種說不出的香味讓人嚐一口而終生難忘。現在的外地人，吃一口恰似初到四川的人吃辣椒，明明被刺激得舌頭發麻，但卻忍不住還要再嚐一口。又如煙台的“爛翻身”台魚，鹹的吃一口嗓子發澀，但那種帶著黴氣的獨特香味，使你忍不住非吃完這條魚不可。解放後的首任煙台市長姚仲明同誌，在八十年代返煙，指名就想吃這“爛翻身”台魚；老華僑回故裏，最想吃的“家鄉飯”也是這“爛翻身”台魚。芝罘已故散文家王崇信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詳述了他的“爛翻身”情結。再如長島的“兔兒醬”，早就有人寫文章詠歎過，《那饞死人的兔兒醬》。兔兒醬的原料本來是漁船上被遺棄的小海物，遠沒有加吉魚有名氣，更沒人把它擺到宴席上；可是，它卻是漁家餐桌上必備的“就頭”。還有，用在魚市上幾乎沒人要的破爛不堪的小蝦，鹽漬而成的“蝦醬”；那小的可憐的蟹子，卻能磨成的“蟹醬”……多少年來一直是家居過日子，常備不斷的餐桌食品。
這是為什麼？也許，它與地方經濟有著及其密切的聯係，地方經濟的發展決定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因而才形成了這樣最普及、也最有生命力的地方“特”吃。
煙台人很勤勞，勞動強度特別大，無論是漁村抬船、拉網，還是泊地汲水、澆園，乃至礦山的壓碾粉碎，城區拉地排車承擔運輸任務，都要耗費大量的體力，流很多的汗水。這些以“成”為特色的“就頭”就特別下飯，又可補充鹽分，不是最佳選擇嗎？煙台人又很節儉，舊時代又很窮，不舍得扔掉極便宜的臭魚爛蝦，又吃不起山珍海味，還沒有工夫去精工烹調其他海產品，自然就選擇並鹽漬了這類物美價廉的“就頭”了。所以，這些在老煙台家家戶戶餐桌上習見的“成玩意兒”，其實是煙台人勤儉優良傳統的載體，是“煙台精神”的物化。
果模與麵塑
麵塑
老輩子走親戚，要拐小蔞，小簍裏放糕點，那是奢侈品，通常百姓放的是自家製作的麵食。尤其在偏遠農村，沒有點心鋪，交通又不便，麵食很金貴，用作禮儀往來。
最初自然是精粉製作的大餑餑，可能還磕上紅殷殷的印記，後來又插上了大紅棗兒，成為膠東特產——大棗餑餑。蓬萊的大棗餑餑就遠近馳名，成為地方名點，開膠東麵塑的先河。
膠東人要給麵食藝術性，於是發明了俗稱“磕子”的專用工具——果模，這樣做出來的麵食近似於浮雕藝術。那圖案有瓜果李桃、花鳥蟲魚、飛禽走獸等等不一，有的還象“抽象派”，用“回”字型、“壽”字型的不同組合表達了吉祥、福壽的祝願，因而頗受人們的喜愛。特別是農曆七月初七“乞巧節”，膠東人都要“磕巧果”。在一個半尺長的磕子上，有一串七個果模，不同的七種圖案，莫不小巧玲瓏。磕出來，在鍋裏幹烙，出鍋後串成別致的“項鏈”掛在孩子的脖子上，既好吃又好看。孩子們盼“七月七”跟牛郎織女大不相同，他們也知道天河相會的故事，但更喜歡“磕巧果”。
磕巧果
膠東的民俗專家考證：“早期民間的原始果模，是工匠用泥土雕後通過民窯燒出來的，是黑灰色土陶製品。”（見《齊魯民間藝術》）這種曆史變遷很有意趣，在果模早已變為梨木、棗木製作很久的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土陶製品的果模依然是孩子們“玩泥巴”最愜意的“炊具”。不過，那磕子中的圖案卻變成了人物，有趙子龍、黃天霸、老黃忠等等，當然還有孫悟空。孩子們的“麵粉”自然是精選的粘泥，磕了“泥人”之後可以“做買賣”，“顧客”使用的“貨幣”是杏核，一套“唐僧、沙僧、豬八戒、孫悟空”的泥人，得用十個杏核換。煙台街長大的孩子，哪個沒磕過泥人？這也許就是最近教育專家在報刊上大聲呼籲要從小進廚房，老煙台的孩子“磕泥人”，也許是一種“得風氣之先”的行為吧。
誰也說不清是為什麼，反正人們不滿足於磕子那種“批量生產”了，於是就“果模與麵塑並存”，且麵塑又大為盛行，乃至產生了“萊州花兒”那樣絕佳的藝術品。先是膠東各地都有“二月二，蒸神蟲”的習慣。所謂“神蟲”（有的地方稱“聖蟲”），不過是麵蒸的“蛇”而已，放在糧食囤子裏是一種吉祥物。這種吉祥物的形態真是千恣百態，決不雷同化。各地慶壽都有“壽桃”，壽桃更是多姿多彩。至於佛手、石榴、魚鳥，那更是巧手揉捏，各有千秋了。
麵塑充分展示了膠東婦女的聰明才智。她們熱愛生活，把普通的麵食塗抹上那麼濃鬱的文化色彩，讓人歎為觀止。
海碰子
“海碰子”是老煙台海濱特有的一道風景。所謂“海碰子”，其實是我國最早的一批潛水員。他們沒有任何一點點現代化的潛水設備，卻有著高超的潛水能力。一個水鏡一把鏟，提著網兜“碰”了海。所謂“碰”，是煙台人說“潛水”，他們不用任何設施可以在水中呆很長時問，據說最有本領的可以呆上十幾分鍾才浮出水麵，他們“碰”海，就是捕撈海參，海參在冬末春初才長大，所以他們要冒著凜冽的海風，赤著光裸的身子，一次又一次地潛入深海，捕撈上來的海參，要馬上用刀豁開，撒匕草木灰，否則海參就會在海灘上“縮化”。這種惡劣環境下的高強度連續奮鬥，鍛煉了他們過人的毅力和強健的體魄，更重要的還是他們大海一樣的性格。他們沉默寡言卻待人熱情似火，他們豪放不可名狀，輕生死而重義氣，那性格之美真是煙台人的結晶。
據說，還有這樣一段軼聞——海碰子在海邊一般都有個十分簡陋的“臥棚”，幾塊破船板支起來，搭上些許海草，隻遮人的耳目卻遮不住天的風雨。海碰子們在“碰”海時放些雜物，草木灰、魚鉤之類，脫下的衣服也扔在其中，過了冬春就絕少光顧了，幾乎成了棄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