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棋的樗蒲玩法複雜，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分出勝負。對於那些缺乏閑情逸致，希圖快擲快勝的賭徒來說，就不太適應了。於是，從東晉時期起又出現了一種隻依擲五木所出彩數而定輸贏，不再行棋的簡便賭法，仍沿用了樗蒲之名。此法一出，便盛行於世。本文開頭所述劉裕、劉毅在東府聚眾大賭就是用的這種方法。自東晉以後，行棋的樗蒲更多地用於遊戲娛樂，賭錢還在其次，多流行於講究“雅趣”的士族之中。而凡是著意於錢財賭博的，無論士族、庶族還是普通百姓，一般都采用不行棋的樗蒲。在北朝，見於記載的樗蒲賭博，全是隻擲五木即定輸贏。周文帝宇文泰，便酷愛此戲，常常集眾將和朝臣擲樗蒲頭賭物，以此為樂：
周文帝曾在同州，與群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千段，令眾將樗蒲取之，物盡，周文帝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群公擲將遍，莫有得者。
——《北史·王思政傳》
這種賭法舍棄了樗蒲的枰、矢、馬等道具，隻剩下五枚投子，任何人隻要用手一擲便可參加賭博，所以周文帝可以“命諸人遍擲”。它與後流行千餘年而不衰的擲骰子（指正方體骰子）賭博在本質上完全一樣，都符合賭博性遊戲的簡單化和隨機性兩個特點。那麼，它的盛行一時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無論行棋的還是不行棋的樗蒲，擲五木所得的“采”都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後世的有關文獻對於五木及其組成的彩都有較為詳細的記載。
宋人程大昌的《樗蒲經》這樣記載：
古惟斫木為子，一具凡五子，故曰五木……五子之形，兩頭尖銳，中間平廣，狀似今之杏仁。惟其尖銳，故可轉躍，惟其平廣，故可鏤彩也。凡一子悉為兩麵，其一麵塗黑，黑之上畫牛犢，以為之章，犢者，牛子也。一麵塗白，白之上即畫雉，雉者，野雞也。
按鄭氏的說法，五木的形狀。這種圖案可以組成六種不同的排列組合，也就是六種彩。其中全黑為“盧”，是最高的彩。四黑一白為雉，次於盧。二者為貴彩。其餘四種即二黑三白，二白三黑，一黑四白，全白，皆稱為梟和犍（也就是上文所說的“黑犢”），為惡彩。貴彩勝，惡彩負。
李肇《唐國史補》和李翱《五木經》的記載，與程大昌所記不盡相同。《唐國史補》雲：
其骰五枚，分上為黑，下為白。黑者刻二為犢，白者刻二為雉。
按李肇所言，五木的圖案分為四種，即白、黑、黑犢、白雉。如果黑犢和白雉都刻在相同的兩枚投子上，就可以擲出十種彩。李肇還記載了十種彩名及其相應的“采數”：
擲之全黑為盧，其彩十六；二雉三黑為雉，其彩十四；二犢三白為犢，其彩十；全白為白，其彩八。四者貴彩也。開為十二，塞為十一，塔為五，禿為四，撅為三，梟為二。六者雜彩也。貴彩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雜彩則否。
李翱《五木經》所記與李肇基本相同。隻是把貴彩稱為“王采”，雜彩稱為“甿采”罷了。
程大昌和二李的說法均可以成立，很可能是兩種不同的規則。程氏所記和《晉書·劉毅傳》的記載頗為相符，也許就是不行棋的樗蒲規則（也不排除程氏之說是附會《晉書》所記）。而二李之說看來應該屬於行棋的樗蒲規則。當然，在古樗蒲實物發現之前，此說隻能是一種推論。
到了唐代，由於雙陸和正方體骰子的流行，行棋或不行棋的樗蒲都遭到人們的冷落。到了唐玄宗的時代，會樗蒲的人已如鳳毛麟角，所以，楊國忠能因為善樗蒲而入內廷供奉（見《新唐書·楊國忠傳》）。到了北宋時期，在文人士大夫和官僚富商之中流行起另一種同樗蒲相似的博戲——打馬。“打馬爰興，樗蒲遂廢”（李清照《打馬圖經序》）。於是古老的樗蒲便就此廢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