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古代賭風最盛的時期，婦女們以消遣為博戲主要目的的狀況在此時也有所改變。早在清朝初年，在富庶的蘇州地區，富商大賈家的婦女常舉行宴會，屆時婦人們“廣攜白鏹，招邀赴局”，像男人們一樣呼盧喝雉、一擲千金。被稱為“花賭”，此風一直沿襲到清末。
鴉片戰爭以後，各通商口岸的賭風惡性膨脹，各種純粹以贏利為目的的彩票性質賭博應運而生，參加其中的不乏婦女。廣州、上海、天津等地風行一時的“打花會”更是以婦女為主要對象，大戶內眷、小家主婦，乃至丫頭、仆婦、老媽子，沉溺其中的不知凡幾，在當時社會一度頗為引人注目。有些貪婪而又愚昧的婦人，為了祈求神靈指點押中花名，不惜四處燒香禱告、求神問卜，甚至孤身在荒郊野外野宿“祈夢”，由此而遭歹徒玷汙失身乃至喪生者，更常常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而出現於報端。
古代常見的另一類婦女賭博，是與娼妓密切相聯係的。“挾妓飲博樗蒲”，曆來被認為是男人狹邪冶遊的主要內容，在古代是司空見慣的。早在北朝時候，北齊的祖珽就與眾紈絝“遊集倡家”，出山東大文綾並連珠孔雀羅等百餘匹，令眾妓女擲樗蒲以賭之，以為戲樂。（《北齊書·祖珽傳》）
賭場和妓院，在任何時代都被視為典型的銷金窟，它的興盛是與城市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成正比的。而且，其發展的結果往往形成一種無法分割的交融現象，妓中有博，博中有妓，妓院就是博場，鴇母亦即囊家。明清時期的妓院，常常是嫖客們聚眾大賭的場所，鴇母從中抽取的頭錢，往往特別重，超過常例一倍甚至更多，美其名曰“為姑娘打脂粉錢”，賭到最後，輸家大輸，贏家卻所勝無幾，而抽頭的老鴇，才是真正的大贏家。不過，嫖客來到妓館青樓，本意就是為了追歡買笑，妓女得了“脂粉錢”，自然曲意逢迎，投懷送抱。那些嫖客兼賭客們，無論贏家還是輸家，隻要得遂所望，也就無所謂勝者的喜悅和敗者的沮喪了。
相反，在一些講究的賭場，往往為那些豪客招妓陪侍，隻要賭客同意，還可以代客下注賭博。廣州、澳門的一些高級番攤館，就屬於此類。在這些賭館中，賭客即使小勝，但付出酒肴、鴉片招待費和妓女的纏頭資之後，仍然變成了輸家，得利的還是賭館和妓院的主人。
諸如此類的挾妓飲酒賭博，其意主要是追歡買笑，賭博不過是增添一些刺激或娛樂。唐宋以下，有關的詩文很多，從中可以明顯地看出，狎客的注意力是放在妓女身上的，如唐人岑參下麵的幾句詩：
美人一雙閑且都，紅牙縷馬對樗蒲。
玉盤纖手撒作盧，眾中誇道不曾輸。
這類詩與其稱為樗蒲詩，不如叫做挾妓詞還更為妥帖。
除了陪侍嫖客賭博戲樂，妓女之間也常常賭博。清末上海流行鬥蟋之戲，“甚至孤注一擲，動計百千。青樓中愛之尤摯。戧金盆子，調護彌周。有朱逸卿者，每年必畜數十頭。紅牙青項，品類各分，暇時設席，邀姊妹行，並二三佳客，團聚結寮，雌雄互角。”（《淞南夢影錄》）趨時尚是妓女的德性之一，由此可以得知，中國古代流行的各種博戲，與妓女的聯係，應當是密不可分的。
上述三種婦女，構成了中國古代婦人賭博的主要成分。總的來說，她們的賭博主要是以排遣孤悶、尋求愉悅、刺激（或幫助他人尋求愉悅、刺激）為目的的，因此，古代婦女的賭博方式以技巧型、遊戲型為主。如武則天喜歡雙陸，慈禧太後喜歡打麻將，李清照喜愛打馬，同昌公主喜歡葉子戲。在參與博戲的過程中，她們對博戲也作了不少的改進和創製，有的還為文專門加以記錄，對中國博戲的流傳和發展作出了貢獻。
武則天曾仿雙陸創製了“九勝局”，並明令頒下朝野，今臣民習玩。慈禧太後仿“攬勝圖”創製了“擲骰圖”，又名八仙過海，頒賜為宮中博具。南唐後主李煜的小周後撰有《擊蒙小葉子格》一卷，又名“編金葉子格”，可算是葉子戲的早期記錄。至於李清照的《打馬圖經並序》更是流傳遠近，將這一宋元時候的“閨中雅戲”真實地記錄下來，為後人的研究提供了詳盡的資料。
在中國博戲發展史上，婦女的所作所為是不容輕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