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來曆，令我頓生疑竇，因為無論博物院收藏的，還是近年發掘出來的大彬壺，都出在南方，北方甚少見。
直到今天，紫砂壺在北方不如南方受歡迎，我想，很可能與北方人喝茶不甚講究有關。北方人喝茶的習慣，深受蒙古族、滿族影響，粗疏而乏精致，大碗茶三字，便可概括。
那淡淡的綠茶清香，絕敵不過那性膻味騷的牛羊肉的，必須有濃鬱的花香，方可壓住大蒜大蔥韭菜花的惡辛之氣。
我剛到北京時，參加京西的土地改革運動，在旗人家裏，初次喝到香噴噴的茉莉花茶時，甚覺驚異，花香濃洌若此，還能叫做茶麼？六十年代，八毛錢一兩的茉莉高碎，竟成了北京市民的至尊至高的享受。對茶的不考較，導致對壺的無興趣，很難設想一件名家的壺，會在並無久遠曆史的天津出現。
但轉而一想，舊時代，天津為商埠，多富翁，北京為衙門，多官僚，這壺，很可能是清末民初天津租界地洋房裏住著的某位闊佬，從北京城某胡同、某四合院裏、某敗落戶手中買去的。老北京，不論什麼樣破舊頹敗的院落，走進去打聽打聽那些老住戶，不出三代以上，準是顯赫的王公貴族。五十年代，我在北京，住在蘇州胡同，隔壁院裏老太太賣破爛，堆在屋角的熬湯的大骨頭中，竟混有羚羊角。那敲小鼓的還算仁義，用小刀刮去泥垢，說，老太太，您這可是值錢的東西，我當破爛收了，蒙了您，我也虧心，您拿到藥鋪去賣吧！
所以，京城破落戶有這把時大彬的壺，不為奇，往前再追溯上去，很可能是明代南方某位上京做官或來京行賄的什麼人帶來，後來，敗家了，就流失民間，又被天津這位有錢的闊佬買到手。壺若能言，這一段由南而北，由京而津的路線，肯定會講出一連串人事興衰、滄桑變化的故事，若是編成電視劇，或許可以在泛濫成災的皇帝片中，別開生麵，湊一分熱鬧。
從這件壺跌落到天壇地攤上無人問津，也證明了一條真理，這世界上沒有永遠。好多人，包括我們作家，都以為自己會永遠，或將會永遠。讀一讀台灣的白先勇先生寫己擁有了高尚的精神世界，出一部稍有影的一篇精致的短篇小說，叫《永遠的尹雪豔》，便會曉得，其實那女主人公也不能永遠，終於有人老珠黃的這一天。
天津租界地的這位富翁，最後，其子孫也衰敗了，把茶壺當油壺。當初，富翁為買這把名壺，可能所費不貲，至少他還識貨，知道附庸風雅，多少年以後，他的後代卻不經意地把名壺三文不值二文地賣了。說不定這家住過洋樓的後代，不但不知道這是把名壺，甚至壓根兒不懂壺為何物，用來裝油，那就更悲哀了。
天津和北京住戶們的變化，情況好像大掉個，那些住在租界地洋樓裏的人家，如果不怎麼對你見外，翻開家譜，三輩以上，他們的老祖宗，幾乎都是提不起來的平頭百姓。早期資本積累階段，那些三不管的青皮混混，下九股的腳行把頭，更容易憑借邪惡和血腥起家，也是事實。
所以，這一班陡然暴發起來的新富翁，新權貴，都羞談過去的低下出身，最熱衷於扮貴族，裝斯文，這是鐵的規律。
買古董，穿名牌，蓋洋房，吃大菜，跑馬賽狗，揮毫潑墨，吟詩作對，鬥草品茶，自然少不了要捧一具時大彬的紫砂茶壺，作儒雅狀了。
這也與時下一些作家的德行相似：沒有學問充學富五車狀，沒有文化裝高等華人狀，出兩趟國，認為自己與世界接軌，握一張綠卡，馬上看不上自己的黃臉婆，泡一回酒吧，相信自響的作品，眼睛立刻長到眉毛上邊去，儼然活神仙。暴發戶最可悲的一點，就是不懂得，物質的東西不難買到，精神的東西，有時卻未必能夠買到，即使花重金買到手，硬貼上去，也是兩層皮，稍不留神，那刺青胳膊，那泥巴腿杆，那草包肚子，那銀樣鑞槍頭，又顯了老底。這件大彬壺，不管外觀上看上去多麼糟糕，但那魂魄中的靈韻，本質上的完美，是不可能完全被遮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