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達，我是先讀他的文，而後才認識他這個人的。
告辭出來，我一九八二年，我為了向他推薦一位當時剛出道的作家的一篇出色的短篇小說，特地跑到《文藝報》編輯部他的辦公室。那時我們還不太熟，他雖然一臉笑容，但從那西北口音的普通話裏，我聽得出來反諷之意：“你怎麼也做這種說項的事情？”我沒想到他這樣直言不諱，弄得我很窘，隻好漫應之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嘛！
對他的第一印象是：他這個人不如他的文章那樣引人注目，他言談的沒遮攔和他寫作的字斟句酌，也很不是一回事。後來，那位作家果然獲獎了，實至名歸。從那以後，越寫越好，成了名家。
那時，我和雷達的交往，保持著適度的距離。這也是我對待評論家的基本態度，恭而敬之，然後，敬而遠之。因為我發現某些狷急的評論家在看你和你的作品時，與《水滸傳》裏在十字坡開店的孫二娘的眼光很近似，在她眼裏，你首先不是一個完整的人，而是一堆肉，她琢磨的是先從哪兒下刀，何處可切作臊子，何處可剁成餡兒，看得你感到慘怖。這還算好的，有的更幹脆，連你是不是作家，寫的是不是小說，都一筆否定。他們眼裏，中國隻有一個，兩個，或兩個半，頂多三個稱得上是作家。所以，我見到他們，都避在路旁，讓這些摩登聖人，昂首挺胸掃蕩過去。
老實說，沒有一個作家不想寫得更好的，但猶如舉重運動員，能舉起多重的杠鈴，是有其不能承受的極限的，哪怕想超過這個限度半公斤，也會是終其一生也達不到的目標。雖然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但某些評論家常常忘了最重要的量文標準：他就是他。量體裁衣，對症下藥，別林斯基批評《死魂靈》第二部時，還稱呼那個下米爾戈羅德的紳士為“果戈理君”嘛！幹嗎我們一些眉清目秀的評論家們，老是磨刀霍霍呢？
後來，我接手《小說選刊》，約雷達寫評論，覺得他倒不那樣“金剛怒目”，他的見解，並不要你當作教義，他的褒貶，並不要你當作判決。對大人物，他不卑，對新生代，他不亢，具實事求是精神，有平等待人風度，和那些用佶屈聱牙的文字，擺出一副嚇人麵孔的淺薄評論，和那些喜歡做老爺子，誰不拜他名下，就不得超生的一言九鼎式評論，是有著根本區別的。我也在琢磨他和別的評論家同和不同的地方，直到我讀到他的一篇散文《冬泳》，我明白了，他首先是詩人，然後才是評論家。
我記得上任後，第一次與特約編輯見麵，又是雷達，有點發急似的責問我為什麼不選某人的某篇作品。我剛履新，自然不是我的責任，完全用不著對我憤慨。這一方麵是他為人不善曲折的可貴之處，但另一方麵，我也看到他不能以評論家的冷靜，有條有理地對我進行說服，而絕對是作家的衝動，認為這樣一篇好作品居然不選，是說不過去的。大概評論家看文章，和醫生看病人，有點近似，作家看作品，則求其總體把握，所以，他的躁急，和評論家的冷靜大相徑庭。我發現，雷達的不擇言，好反彈，小不忍，情緒化的氣質，更接近於詩人。當他接二連三發表的關於足球，關於秦腔，關於骨董，關於那塊黃土地帶，關於一個西北漢子在城市裏迷失等文字，在我眼前閃過，我益發堅定了我對他的判斷。曾經有人狐疑地問過我：這是那個寫評論的雷達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