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成功在巴黎！因此，這記憶對他來講，很不一般。
大凡一個勝利者，到了接近人生旅程終點的時候，到了不再把輝煌視作生命必需品的年紀，到了孔夫子說的“從心所欲不逾矩”的階段，便可以坦然麵對走過來的道路。既不需要回避是非，維護尊嚴，也不需要用特別的筆墨，把自己或者別人描繪成個人認為的那種樣子。海明威之所以念念不忘在巴黎的日子，因為他生活的周圍，是一些雋智的詩人、作家、藝術家聚集在一起的集體，他們每一個人，都像物理學上所說的場那樣，與他產生過或重或輕的撞擊，使他由並不非常出色的戰地記者，蛻變而成為一位出類拔萃的小說家。他滿懷深情地然而又是客觀真實地追述著這種場與場的精神世界的運動，使我們懂得周圍，除了物質條件以外，人的因素對於一個作家來說，何其性命攸關！
二十年代與海明威一齊生活在巴黎，形成他周圍的那些朋友們，既有名聲響亮的菲茲吉拉德、龐德、劉易斯，也有舉足輕重的斯泰因、帕辛，既有當時聞名，後被時間磨蝕得毫無光彩的詩人、藝術家，更有那些窮困潦倒的無名之輩。雖然，他們誰也不是大師，但在海明威成為大師的起跑線上，這些人所表現出來的對於藝術的信念，對於文學的忠誠，對於批評的執著，對於創作的自信，起到了“大師”式的撞擊作用。合金鋼之所以堅韌，就由於它的成分中，有其他稀有金屬；這些摻人物，本身也許是極一般的礦物，然而與鋼鐵熔化在一起，便產生出質的變化。
他們是真正的文學接觸，沒有依附，沒有臣屬，更沒海明威整理有諂媚，也不存在打壓，尤其沒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和“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唯我獨尊，唯我獨革。周圍裏若有了這些烏煙瘴氣的東西，文學便成了果戈理筆下的那個彼得堡的十二等文官，夾著公文包永遠向長官鞠躬的小員司。
所以，他懷念那一時期他所擁有的極其正常的和健康的周圍，他視那段日子為流動的聖節。這本書是他死後由其妻子（他四位太太中的最後一位）瑪麗年寫的《贈出版的，書前引用了海明威在一九五友人》中的幾句詩：
假如你有幸在巴黎度過青年時代那麼在此後的生涯中，無論走到哪裏巴黎都會在你心中因為巴黎是一個流動的聖節從這裏，我們更了解海明威對於巴黎那聖節般記憶中的文學精神，是何等的縈思不已了。
不過，我們再讀一讀他對自己國家的那些作家的議論，再來品味這首《贈友人》的詩，對他懷念的文學精神，會有更深的理解。他談到美國文壇時，總是運用憤世嫉俗的作蚓，大家也許會覺得這個成為蚯蚓家很好的語言：“我們國家沒有偉大的作家，我們的作家一到了一定的年齡，就準要出點什麼毛病。”
對這樣的出了毛病的周圍，他肯定掉頭不顧而去。
凡是進了瓶子對於美國的同行，他出語驚人：“這是一些裝在玻璃瓶裏供作釣餌用的蚯蚓，它們極力想從彼此間的交往中和從同瓶子的交往中攝取知識和營養。的人，都會在那裏呆上一輩子，一旦離開那個瓶子，他們會感到孤獨。”
而且，他還認為：美國的某些作家，“活到了古稀之年，但是他們的智慧並沒有隨著年齡而增長。我不知道，他們究竟欠缺什麼”。“關於過去的事我無從談起，因為那時我還沒來到這個世上，不過，在我們這個時代，作家是什麼都可能發生的。男性作家到了一定的年紀會變成婆婆媽媽的老奶奶，女性作家則變成聖女貞德，但卻不具備她那種戰鬥精神。無論前者還是後者，都以精神領袖自詡。至於是否有人跟著他們走，這並不重要。如果找不到追隨者，他們便臆想出幾個追隨者。”（以上均見《非洲的青山等等等等。
所以，他大概慶幸自己的青年時代，是在巴黎度過的，因此，他要寫這部《流動的聖節》。如果，海明威在美國，他有可能不鑽進這隻瓶子裏麼？既然進去了，他有辦法使自己不成為蚯蚓麼？那恐怕很困難。假如隻有一個作家成為蚯作家，有可能成為眾蚯蚓笑；一旦所有的作家都鑽進了瓶子裏，那個沒成為蚯蚓的嘲笑的對象。
因此，人與周圍的互動關係，是一種必然現象。人，作為存在的個體，類似物理學上所說的一個場。這個個體與周圍無論近在咫尺，還是遠在天邊的其他個體，凡能構成一定關係者，都存在著場與場之間相吸或是相拒、親密無間或是不共戴天的場效應。
這樣，一個人，影響著周圍的人，同樣，周圍的人，也影響著這個人，就是永遠的存在。除非你自我封閉，否則，這世界上沒有與周圍完全絕緣的人；同樣，除非你畫地為牢，這世界上也沒有絲毫不受周圍影響的人。正常情況下，你周圍全是精英分子，諒你不會是白癡，你周圍全是一百一的混蛋，估計你也聖賢不了。所以，周圍，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