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你的周圍，便大致可以稱出你的斤兩。假如你是一位大作家，看哪些人尾隨你，圍住你，也就八九不離十地了解了你；假如你是一個中作家，看你尾隨誰，圍住誰，用老百姓的話說，也就知道你的大概其了；假如你是一個普通作家，看你對誰不分青紅皂白地五體投地，鞍前馬後，老是把袖子卷到胳膊上，作效忠他的敢死隊狀，也就基本上把握得住你的道術深淺了。
我國舊時文人，很在乎周圍，應該有誰，應該沒有誰，是很在意的。“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劉禹錫先生追求的就是這種精神勝於物質的周圍。房子雖然陋，境界相當高，在他心目中，澄清周圍的質素，保持一定的格調，誰《世說新語排調》：嵇（康）、阮（籍）、山（濤）、劉到我這裏來，我到誰那裏去，要有一點考究。
僧真承旨詣又，《世說新語（伶）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複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複可敗邪？簡傲》：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於時賢雋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
阮籍對王戎的不歡迎，嵇康對鍾會的不搭理，除了情緒成分之外，也有一種保持個人周圍純淨的意圖在。中國人的這種潔癖，也是從漢代黨錮之禍，到明代東林之爭不斷發生的原因。一旦到了絕對化和極端化的時候，清流濁流，就會絕對地涇渭分明；不但不往來，不應對，不為伍，不通婚，甚至不坐在一條板凳上。
南齊的一位幸臣紀僧真，有士風，但非士族，很遺憾，也很痛苦。他已經給自己兒子娶了一位出身華族的女兒，門望有所改善，還不滿足，向齊武帝提出來，要求改變一下本人的周圍狀態。皇帝感到為難，卿要做什麼官，朕可以給卿，但卿定要做士大夫，卻不是朕說了算的。卿不妨去找一下江吧南史》記了一段他去拜訪江的經過：登榻坐定，紀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非天子所命。
僧真本打算敦請這位文化巨擘，給他一個麵子，名列士林，能夠參加筆會，哪怕掏腰包補貼一二，想不到那位老作家還挺古板，叫用人把胡床挪得距離來訪者遠些，不願沾他的邊。看到這裏，他也就沒了興頭，垂頭喪氣地走了。
因為記史的官，自是士大夫無疑，所以，對一心要擠入知識分子行列的紀僧真，是以一種嘲笑的口吻，來講述他的故事的。但我覺得這位先生提高個人周圍文化檔次的努力，值得尊敬。要是中國曆史上所有大老粗出身的幹部，都有這分進取之心，中國肯定早就大為改觀了。他沒有打皇帝的旗號，硬逼著人家認可他是文學的行家裏手，也沒有通過上級指定的辦法，混跡文壇，即或說他附庸風雅，企慕高尚，也沒有什麼好笑的，總比鐵定一顆心去做貪官汙吏、奸臣賊子強呀！他希望從此可以使自己的周圍，多一些知書識禮之人，博學鴻儒之士，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難道有什麼不妥麼？
但許多人，包括一些智商不低的作家，也未必有紀僧真先生這分自覺。一旦成為這個瓶子裏個兒最大、分量最重、自我感覺最好、誰也不能與他抗衡的蚯蚓，他不想聽讚美詩，也不行了。“你真棒，你真了不起，你寫的傳世之作，讓我等歎服，你即將不朽或已經不朽的傑作，驚天地而泣鬼神。大師已經現世，讓我們頂禮膜拜吧！阿門……”周圍全是紙糊的桂冠，廉價的高帽，溢美的言詞，恭維的唾沫，好開心，好神氣，好威風，他還想跑出瓶子這樣的周圍嗎？我看未必了。
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裏，寫到一位叫康迪斯基的人。他告訴海明威：“我現在買不起新書，但我們彼此可以隨時交談。談話，交流思想，這是多麼有趣的事！我們在家蚓，在我們這塊文學裏什麼都議論。簡直是無所不談。我們的興趣廣泛。從前，在我們有一塊耕地那個時候，我一直訂閱《橫斷麵》雜誌。這使得我們感到自己屬於、躋身於團聚在《橫斷麵》周圍的顯耀人物之列，我們很想能夠與這些人物交往，假如這種可能性完全取決於我們的意願的話。”
從短短幾句流露出優越感的表白裏，這位鄉願的麵目輪廓，也就烘托出來了。他比咱們南朝的那位紀僧真，自覺性差得太遠，紀先生不滿足於周圍，因而要求改善周圍，這位洋人卻滿足於周圍，怡然自得於周圍，也就不想改善周圍。顯然，這也是鑽進了瓶子裏以後出不來的必然心態了。
我不知道海明威挖苦的瓶中土地上有還是沒有？
西南夷列傳》中寫到這樣司馬遷在《史記一個細節：“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由此可見，不知周圍之廣，世界之大，樂在瓶中，自鳴得意者，是古已有之的現象。所以，多少年來，固步自封而自視甚高，狹隘排斥而自大成癮，孤芳自賞而自怨自戀，井底之蛙而自我封王，諸如此類形形色色局限於瓶子裏的文壇人物，大概不會沒有。否則，我們這塊文學沃土上，早就該有海明威那樣震撼世界的大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