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十年“文革”這樣一次性的惡發作，在曆史上倒不是什麼罕事。但波及麵之廣闊，參加者之眾多，倒真是史無前例。像前麵提到過的寫《菊花詩》的黃巢，把大唐天下差不多走遍，也比不上“文革”之席卷中華大地，真當得起“波瀾壯闊”四字。很難設想，怎麼在全國範圍內，一下子都歇斯底裏地沸騰起來了？這也許正如告子所言，人性這東西，可善，也可不善；倡善，則得善，倡不善，則必惡。
何況，上有好焉，下必甚焉，層層加碼，其惡的程度也就愈來愈甚。朱皇帝的殘忍，也是來自元末明初戰亂中國民的普遍殘忍。所以，“文革”中某些偏遠地區發生造反派食人肉的惡性事件，正是這種從上到下，貫之以惡，必然走向極致的結果。這類由文明世界退回到蒙昧部落，成為食人生番的某些敗類，雖極個別，也實在是對人類進步的莫大諷刺。
從元人陶宗儀著的《南村輟耕錄》中一則人食人的記錄，也可略知朱元璋殘忍之端倪：“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婦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鐵架上生炙。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卻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作事件以醃之。或男子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剜其兩乳，酷毒萬狀，不可具言。總名曰‘想肉’，以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
“天下兵甲方殷”，“淮右之軍嗜食人”，這大環境，這大背景，使得本來具有無賴精神、盜賊之性，生於淮右，長於淮右，又於淮右拉竿子當土匪起家的朱元璋，放開手來殺人。連人食人，都不以為奇，那麼“剝皮揎草”，他壓根兒不會覺得野蠻的。
根據魯迅先生的文章，我們知道“剝皮揎草”，有孫可望的官式與張獻忠的流寇式之區別。張獻忠式為：“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而且，“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孫可望式為：“促令仆地，剖脊，及臀，……斷至手足，轉前胸，……至頸……隨以灰漬之，紉以線，後乃入草”。
孫可望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早先是土匪，後隨張獻忠為流寇，還是張的義子和部將，殺人無算，其殘酷是可想而知。不過，他後來成了南明小朝廷的保護神，被永曆帝封為秦王，但“盜賊之性”不改，“擅殺勳將，無人臣禮”，為禦史李如月參奏彈劾。永曆帝一看，那還得了，為討好這位軍爺，先就打了李如月四十大板，孫還不依不饒，於是，“剝皮揎草”。
兩者，都係活剝。但要使受刑者痛苦萬分而不死，劊子手還真得有點精於解剖的專業經驗不可，否則，皮未剝下，被刑者死在先，行刑者也就完蛋。魯迅先生不禁感慨，中國古代，醫生對於人體解剖學的“草率錯誤到見不得人”，但剝皮而不立斃，淩遲而不斷氣，磔刑而不露痕，宮閉而不送命，其“虐刑的方法，則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現代的科學”。這句感慨的背後，不知有多少人慘死刀下，不知有多少次臨場經驗，才有了這種屠夫合乎現代科學的精到。這一切，隻能說明在封建社會裏，統治者（包括想成為統治者的流寇）之殘忍，之凶惡，之殺人如麻，之把人不當人待罷了。
於是，魯迅先生結論曰：“明初，永樂皇帝剝那忠於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就是用（孫可望）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其實，明代用此刑，非始於朱棣。據明史專家吳晗考證，那個懷有無賴頑劣之心的小和尚，才是創朱明一代酷刑之先鋒。這小和尚，倘生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必為東糾西糾海澱糾，鐵杆紅衛兵，文攻武衛，專政隊長之類人物，而為害一方。
他的虐殺狂性，登極以後，更是變本加厲，大開殺戒。
曆史上的開國之君，坐穩江山，如何處理與他在槍林彈雨中共同戰鬥，生死與共，稱兄道弟，親密無間，一齊革命的同誌，是個很棘手的難題。宋代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哥兒們從此就養尊處優，閉門謝客，別給我添麻煩，是上策。漢代的劉邦，留其願留者，如蕭何，去其願去者，如張良，像韓信這樣難剃的頭，幹脆送上斷頭台，是中策。而朱元璋不分青紅皂白，不論親疏遠近，統統一網打盡，寸草不留，恐怕就是下策了。殺功臣之狠之毒之不留情之不念舊交者，莫過於朱元璋，當然，他不是最初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不過，像他這樣，連兒女親家的李善長和藍玉都不放過，而且還“剝皮揎草”，其心腸之歹毒，之狠惡，隔數百年，也還令人感到怖栗。
最慘者，莫過於李善長。此人跟他一起淮右舉事，是他的大總管。定都南京後，敘功封王，他定下來李的功勞最大，置於諸將之上。他說李是他的蕭何，無李就不能有今天的大明王朝。但最後，告李與別人串通起來謀反他，於是，滿門抄斬。別人無法理解這罪狀能夠成立，一位禦史冒死上書，說李已經位極人臣，應有盡有，無法再有，即使幫別人推翻了朱，他還能得到更多嗎？朱元璋一貫對上書者不客氣，稍忤天意，那下場就是人頭落地。李善長被殺一年，就有人敢提出來平反的要求，大家都替這位禦史捏把汗。朱元璋這一次一反常態，沒有大發雷霆，但也不給落實政策。看來，凡具“盜賊之性”者，錯了也不認錯，哪怕百分之九十九都錯了，他咬住那百分之一，說他永遠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