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慘者，當數藍玉。這位兵爺，南征北戰，東討西伐，將元軍主力消滅殆盡，餘部驅逐到大漠以北，是立下汗馬功勞的元帥。但元帥又如何，我能封你元帥，也能殺你元帥，也是以圖謀不軌定讞。他的下場比李更慘，給剝了皮，揎上草，傳示全國。這很有一點類似“文革”期間，小將們把走資派押在大卡車上遊街的做法。如果哪位紅衛兵，通過時光隧道，回到洪武年間，把戴高帽、掛木牌、坐噴氣式等比剝皮省事的高招，傳授給朱皇帝，肯定會令他龍顏大悅的。
據吳晗《明代特務統治》一書，引歐陽直《蜀亂》“：初獻賊人蜀王府，見端禮門上奉一像，公侯品服，金裝，人皮質，頭與手足俱肉身。據內監雲，明初涼國公藍玉，蜀妃父也，為太祖疑忌，坐以謀反，剝其皮，傳示各省，自滇回蜀，王奏留之”，證明朱元璋對剝藍玉的皮，是一點悔意也不存在的。
朱元璋的胡惟庸案、藍玉案、李善長案等等，牽連之廣，上至朝廷，下至農舍，總計約十萬人掉了腦袋，真是殺得天昏地暗，神州變色。例外的是：前案，朱元璋怕他女兒當寡婦，赦了他女婿和外孫三人，不在滿門抄斬之列；後案，嫁給他兒子的藍玉女兒，也幸而未被連坐。這總算讓我們看到這位皇帝未泯的一點可憐人性。
商鞅論囚，渭水盡赤，這位殘忍的懲罰狂製造的恐怖場麵，令人心驚。秦時的渭水，不像現在這樣受到水土流失的威脅，弄得西安食水都困難。渭水流域，一直到唐代，從王維詩“渭城朝雨浥輕塵”，還可證明那時的森林植被好，水源涵養好，一派江水，莽莽蒼蒼。試想，這位在“批林死，不愛批孔”中紅過一陣的法家，得殺掉多少人，才能將滾滾的江水染紅？但一念及朱皇帝動不動誅九族，常常是一村一鄉、一姓一族地殺到雞犬不留的地步，放眼望去，唯見十室九空，人煙斷絕，白骨累累，鬼影幢幢，那場麵之駭人，商鞅又瞠乎其後了。
所以，明代諸帝，無賴兒郎，也還懂得為尊者諱的道理，對開國老祖的殘忍，往往避而不談，若無其事似的；即使偶爾涉及到，也輕描淡寫，一筆帶過。最不知趣者，莫過於海瑞了。盡管他是位清官，盡管他一生操守正直，行節可嘉，盡管他死後了無分文，甚至葬資也賴他人支給；但同時代的文壇巨匠王世貞評價海瑞，說他“不怕錢，不結黨，是其所長，不虛心，不曉事，不讀書，是其所短”，倒也給這位迂執近腐的海剛峰先生，畫了個像。
晚年的海瑞被重新起用，據沈德符《萬曆野獲編》：
“海剛峰起南總憲，到任後，忽設二大紅板凳，雲欲笞禦史不法者，一時震駭，以為未有怪事。”這位相當於廉政公署的特派員，覺得按在板凳上打屁股，還不足阻嚇犯罪行為，於是，竟然不識時務地給萬曆皇帝上疏，要求“複國初剝皮囊草之製”，也就是把朱洪武那一套酷刑再搬出來。
接張居正任宰輔的申時行，是個極世故的官僚，重新起用不為張居正喜歡的海瑞，不過是俯順輿情而已。看到他的這份上疏時，肯定哭笑不得：“這個海剛峰啊！”可能還勸過他：“老兄台，你已經是年過古稀的老爺子，你就省省吧！不要哪壺不開提哪壺了！”他聽不進去，正襟危坐，自用愎，這位作大任在肩，剛正不阿狀。
凡是性格殘忍的人，多自以為是，好剛懲罰主義者到底將上疏送呈大內。果然，時情大嘩，禦史立刻就劾海瑞“導上法外淫刑”。幸好，朱翊鈞那天心情不錯，隻是怪罪“瑞偶失言”，未予處分，“仍留供職”，並且為他殘忍的老祖宗開脫：“按太祖初製，亦偶一行耳。所謂古有之，而不可行於今者，此類是也。”以上均見《萬曆野獲編》）
不管後代皇帝怎樣曲意回護，朱元璋的殘忍，是無法抹煞的。從他生命不息，殺人不止的一生，可以判斷，他是一個人格上有缺陷，心理上有毛病，智商上有思維障礙，心靈上受到過嚴重傷害的病人，否則，無以解釋他無休止地將老百姓，也將官員，更將知識分子，死去活來地折騰的原因了。總而言之，這種求得病態心理發泄的患者，手中多一分權力，人民便多遭難一分。他們熱衷於通過施虐、報複，來獲得精神上的滿足，這也是中國曆來刑外之刑泛濫，法外之法猖獗的根源。
一部二十四史，凡手握權力的中國人，把人不當人的殘忍，比比皆是，多到連曆史學者也索性懶得記載。“秦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於長平”，一句話，四十萬人被殘忍地活埋；“楚項羽坑秦降卒二十萬於鹹陽”，也是一句話，二十萬人被殘忍地砍掉腦袋。到了朱皇帝，殺人的單位仍以萬計，但總量在減少。到了清代，魯迅先生說：“清朝有滅族，有淩遲，卻沒有剝皮之刑，這是漢人應該慚愧的。”雖然文字獄死了不少人，殺人的單位就以千計了。到了民國，就以《紀念劉和珍君》和《為了忘卻的記念》為例，統治者一次性的屠殺，就下降到百位和十位計了。
這種量的減少趨勢，不是表明統治者舉起屠刀時手軟了，而是人類普遍覺醒的結果，也說明了曆史必然在不斷文明進步的總規律。時代愈遠，黑暗愈重；時代漸近，光明漸多。不過，朱皇帝的殘忍，雖是一頁古老的曆史，但也能使我們懂得流動在中國人血管中的殘忍基因，並不因為進入文明社會就會消失殆盡，有機會，有可能，估計還會沉渣泛起的。
謂予不信，回頭看一看“文革”十年，還不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