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詩人龔自珍，他的詩“繼往開來，自成一家”，是晚清一代詩人中的佼佼者。但他的知名度高，比錢謙益、朱彝尊、納蘭性德的名字要響亮許多，這一點，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毛主席的抬愛，在文件中引用了他詩句的緣故。
一九四九年以後，一個時期內，共和國充滿了革命浪漫主義，恨不能一個早晨醒來，就已經進入了共產主義天堂。那就可以實現“各取所需”的大幸福和大自在了，想吃點心有京八件外加慈禧太後的栗子麵窩窩頭，想吃小籠包就給你端來一咬一兜油的小籠包。所以，人人唯恐積極不夠，表現不夠，生怕拿不到那共產主義社會的入場券或居民證。一些知識分子，更是害怕思想改造不夠，洗麵革心不夠，於是，“鹹與維新”，趨時應世，厚今薄古，滅資興無，都做出與舊時代的徹底決裂狀。
有一次，郭沫若先生甚至宣布他以前寫的一切東西，一文不值，大有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的勁頭。這當然是表態過火的例子，不足為訓。但是，很長時間內，從舊詩舊詞，到經史子集，一律被視若敝屣，有些先生，甚至到了數典忘祖的地步，也是實情。革命高於一切，古舊悉成垃圾，這種對中華文化的不正確態度，從五十年代的輕視到六十年代的否定，也頗有遺患無窮之憾，至少對一代作家的成長，產生了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不良影響。至今，一些人筆下所表現出來的學養匱乏症狀，恐怕就與在成長階段缺乏基礎訓練有關。
那時，大家很感情，大家真天真，這就是中國人的可愛之處了。讚成什麼，反對什麼，往往趨於極端化，尤其在革命大潮中，更容易受到熱情的衝擊，崇尚的誘導，高調的鼓動，風氣的裹脅，必定形成幹柴遇烈火之勢，革命性空前高漲。而一旦腦袋發熱到不知所以的時候，勢必缺乏最起碼的定力，什麼過火的事也做得出來。因此，矯枉過正，寧左勿右，起哄架秧子，偏執近乎拗，最終歸於集體無意識，以一塌糊塗拉倒，這就是這些年來的政治運動，倘要糞土什麼，揚棄什麼，常常潑洗腳水把孩子也倒出去的悲劇，在中國不止一次發生過的深層原因。
但是，沒想到，正鼓吹農村走合作化道路不遺餘力的毛主席，忽然在他的批語中，引用了龔自珍的一首詩，就是：“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這首詩在報上一公布，引發了一次小小的震蕩。這就是偉人的風格了，大海不擇細流，有什麼不可以信手拈來，為我所用呢？連“不須放屁”、“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都入詩，引龔自珍詩句何妨？
年十月火燒圓明園的這場民族慘劇那時的社會風氣以大老粗為榮，以外行領導內行為能，以成分好出身好為資本，以學習馬列、毛著、社論、運動文件為功課，所以，大多數人對於傳統文化的了然無知，也屬正常。我已記不得當時開始使用簡化字沒有，反正龔自珍號定庵，那“庵”的古體字“盦”，難寫難認，頗為生僻，一些光紅不專的革命同誌，詫異地打聽：“是誰？是誰？”以為此公是民主人士，還在北京城裏哪條小胡同裏的四合院住著呢！經毛主席這樣標榜以後，清詩排行榜上，龔自珍就是榜首人物了。不過，毛雖寫舊體詩，有蘇辛之風，但又說是“謬種流傳”，誤人子弟之類，所以，這次震蕩很快就過去了。
我之所以離題很遠地提到這位晚清詩人，就是因為他這句“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好是好，有見解，也有氣魄，但想不到，恰恰是他的兒子，對他所表達出來的這種石破天驚之語，作出一個徹底否定的回答。龔自珍的人才哲學，兌現在他兒子身上，猴兒吃麻花，滿擰。
這小子吃喝玩樂，在京城竟混不下去，跑到十裏洋場的上海謀生，最後成了一個地道的漢奸，這諷刺實在夠殘酷的。因為在一八六中，龔自珍之子龔半倫，是一個起到毀滅性作用的敗類。
據《圓明園殘毀考》：“圓明園之毀於英法也，其說有二：一為英法所以焚掠圓明園者，因有龔半倫為引導。半倫名橙，字珍子，為人好大言，放蕩不羈，窘於京師，輾轉至上海，為英領事紀室。及英兵北犯，龔為向導曰：‘清之精華在圓明園。’及京師陷，故英法兵直趨圓明園。”我們看過許多抗日戰爭的影片，凡鬼子進村，在隊伍前邊，總有一個戴著禮帽墨鏡，穿著拷紗衫褲，挎著盒子炮的漢奸帶路，龔半倫就是這一路貨色。若以龔自珍的人才論，老天給中國降下這等從龔半倫到周作人式的漢奸，實在是國之大不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