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封建社會中的知識分子，總是處於出世與入世、在野與在朝、想吃又怕燙、不吃又心癢的重重矛盾之中的原因，也是曆代統治者對文人不待見，不放心，斷不了收拾，甚至殺頭的原因。
所以，李白這首“大雅久不作”，隻能作為一個很特殊的例子來看。清人沈德潛編品，與他的整體創作區別開來。“太白詩縱橫馳驟，獨古風二卷，不矜才，不使氣，原本阮公，風格俊上，伯玉《感遇詩》後，有嗣音矣！”
“矜才使氣”，才是詩人李白的創作和為人的風格。我們談作家，談作品，一定要區別其複雜性，具體性，多義性，特殊性，采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方法，往往難中鵠的。每一個作家，都是他自己，也就是黑格爾說的“這一個”。作家與作家之間，不同之處，應該要大於相同之處。
作家自己的作品與作品之間，也應該如此才好。一個與別人過於相同，與自己過於相同的作家，我敢肯定，是不會有太大出息的。
但是，一些評論家和研究者們，無論是拚命染黑頭發，不甘過氣的名流前輩，還是剛長出小胡子，作深沉狀的新銳先鋒，無論是用耳熟能詳的老語言，還是用佶屈聱牙的新詞彙來分析作家與作品時，總是習慣於“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考量方式。這類執行“六經注我”政策的先生們，實在令人好不痛苦。
於是，不禁使人想起希臘神話裏那個達瑪斯忒斯。
這個攔路大盜，可真是厲害，誰要不幸住進他的客棧，比落到《水滸傳》裏那孟州路上，十字坡旁，母夜叉孫二娘開的人肉包子店裏，命運也好不了多少。凡住進他黑店的客人，個頭長於鐵床者，截短；短於鐵床者，抻長。我不知道當下這班評論家和研究者，是怎麼得到達瑪斯忒斯的衣缽真傳，以鐵床邏輯行事的，反正，在新時期文學中，一些被尊之為“爺”一級的評論家，那種揚之即生，抑之則斃的霸道，恐怕就是達瑪斯忒斯鐵床的極致表現了。
由於納入這種模式化的考量框架之中，李白這首對於文學狀況的不怎麼滿意的詩，一下子就有點“高瞻遠矚”的味道了。其實，從這首《古風》中寫出來的“聖代複元古，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的頌德詞句，應該看得出來，詩人一方麵借重官方，加大他對於“大雅久不作”的批判力度，一方麵也有討好主流意識的用心在。以求賞識和冀得擢用，一直是李白的致命傷，否則，他不至於站錯隊，“為君談笑靜胡沙”，去為野心家永王璘效力，而被流放夜郎了。
在這首詩中，隻有這兩句“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可稱詩膽，也是李白寫這首詩的主旨。編《唐詩別裁》的沈德潛，在選用這首詩後，特地加了個注：“昌黎雲，‘齊梁及陳隋，眾作等蟬噪’。太白則雲，‘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是從來作豪傑語。”說明他認同這個看法。但是他又注了一句“：‘不足珍’謂建安以後也。《謝眺樓餞別》雲：‘蓬萊文章建安骨’，一語可證。”他引李白自己的詩，把建安諸子區別在“綺麗不足珍”之外，實際上，這位曾是乾隆禦用文人的沈老夫子，是完全同意李白和韓愈的觀點的。
自古以來，在文學領域裏，雅正之聲和綺麗之音，這兩種思潮的抵牾，孰高孰低，孰輕孰重，一直是爭議的題目之一。在李白以前的半個世紀，陳子昂那首有名的《登幽州台歌》中“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悵惘，和在李白以後的半個世紀，韓愈的“齊梁及陳隋，眾作等蟬噪”的否定，都證實了從兩晉南北朝，直至隋一統的三百多年間，綺麗之音，愈趨侈靡淫巧，浮豔頹廢，致使文學走進了死胡同，喪失生機。正如有些人玩文學，玩到最後，把自己也玩進去一樣。看來，李白的“大雅久不作”，“綺麗不足珍”，顯然是有感而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