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借用孔夫子的感喟，“甚矣吾衰也”，說自己老了，沒有力氣寫大作品了。但是，他的意思很清楚，文學不能盡是風花雪月，吹拉彈唱，男歡女愛，更需要像《詩經》中《大雅》那類具有史詩性質的鴻篇巨製。要是好久好久沒有出現這類嚴肅的、認真的、深切的、有文學價值的、反映曆史和現實的作品，是無法向時代交待的。
所以，他在詩中表決心：“我誌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要以孔夫子著述《春秋》的嚴肅，整理《詩經》的熱忱，重塑時代的黃鍾大呂。詩人雖是這樣表態，但也不妨礙他去寫“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帷”，“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等玲瓏剔透的小詩。雅正之聲不可或缺，綺麗之音不可偏廢，這兩者，其實應該是相輔相成的。
隻有周作人，隻有沈從文，隻有張愛玲等幾位頂尖的“紅人”，能支撐得住五四以來的現代文學嗎？這幾位因為被評論家和研究者近乎病態的鼓吹，而成神成聖的作家，在他們筆下的二十世紀前半葉，除了精致的綺麗之音，諸如紳士閑適、墨客雅興，男情女欲、悲歡愛仇，香奩脂膩、簾卷春色，小草小花、青山綠水外，還能給讀者什麼呢？一部沒有了魯、郭、茅，沒有了巴、老、曹的現代文學史，拿在手裏，還會有多麼重大的分量呢？
在進入二十一世紀，開始一個新的千禧年的時候，重新讀李白這首“大雅久不作”，不知為什麼，倒頗有一點耐人思索之處。尤其“吾衰竟誰陳”的感慨，透出詩人對於文學狀態那種深深的遺憾，還帶有一些無奈，不能不令人感到一種震動。
曆史，有時會不厭其煩地重複，文學史也同樣，有時年，便出現以範仲淹、梅堯臣、歐會呈環行狀態，走了一大圈彎路以後，又回到始發點。在上一個千禧年來臨的時候，公元一千年，算起來應該是北宋真宗鹹平三年，從文學史的角度觀察，簡直令人不勝訝異：唐以後的梁唐晉漢周，又重蹈兩晉以後的宋齊梁陳隋的覆轍，等於重新拷貝了一回。“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的局麵，又一次出現。一千年的中國文壇，不免顯得荒蕪冷落。說是空空如也，有一點委屈時代，說是不甚好的年景，或許更接近事實。比之兩百年前李白、杜甫的盛唐，比之一百年前李商隱、李賀的晚唐，即使浮想一番那群星璀璨的局麵，也就夠後人眼花繚亂的了。但第一個千禧年鍾聲敲響的那刻，翻開中國文學史，宋之初，可堪稱道的作家和作品，屈指可數。
“唐之文，涉五季而弊”。《宋史》的這個評價是很確切的。五代時以華豔詞藻寫男女情事的作品，以《花間集》為代表的那些旅愁閨怨，合歡離恨，輕狂冶遊，燕婉情私，也差不多寫到盡頭了。北宋初期的詩文，仍受五代影響，沒有什麼起色，也很正常。文學進入了低潮期，也就到了需要改革的時候。確實也是這樣，大約過了半個世紀，公元五年，到一一陽修、司馬光、王安石，以及蘇軾等為代表的北宋文學輝煌期。文學的斷檔，倒有可能正是為下一個繁榮時代積蓄力量。
我在想，當代中國文學，經曆改革開放二十年來各式各樣的實驗和嚐試以後，成績不可不說是偉大，收獲不可不說是豐碩。其中，綺麗之音這部分，似乎也到了淋漓盡致的田地，不知道還有什麼不能寫、不敢寫和不會寫的，相比之下，大雅之聲這部分，也就是史詩式的不朽之作，還在人們殷切的期待之中，望眼欲穿。坦率地講，像唐宋八大家那樣對中國文學產生影響的巨人，像唐詩、宋詞那樣千古傳誦的名篇，能與之相比擬的當代作家和作品，一時間，竟不能屈指數來，還是很令我們後人感到汗顏的。
然而，在新人輩出，後來居上，總結經驗，開拓未來的年代裏，沒有理由不相信明天會更好。因為，宋齊梁陳隋也罷，梁唐晉漢周也罷，都是中國曆史上最為動亂不寧，戰禍相繼的年代，這期間的文學史出現空白，斷檔，走彎路，是不以為奇的。如今，民族騰飛，國家複興，那麼，與之相稱的“盛世文章”，“漢唐景象”，也是自然而然必將到來的事情了。因此，在這千載難逢的盛節裏，真誠期望第二個千禧之年，帶給中國文學更大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