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常聽到為反對拆掉四合院而奔走呐喊的聲音。
倘若這位呼籲者現在還擠住在大雜院中，連轉身都難的話，我想他對唐代杜甫那“安得廣廈千萬間”的詩句更感興趣。詩人懷舊的感情，能夠理解，但不能支持。意大利的龐貝古城，被火山熔岩掩埋了多少世紀後被挖掘出來，那倒是原封不動的古羅馬時代的城市，但對任何參觀者而言，看看是可以的，真讓他住在這座毫無生氣的城池裏，他會來不及地逃走。
六年起，北京作為元代的大都，開始營建，直至明、清兩代，經過八百年的積累，北京成了一個有無數四合院的城市。這固然是幸事，但也是不幸事，到二十一世紀，這種建築物對於居住者來說，已成為契訶夫短篇小說《套中人》中的“套”了。那個叫別裏柯夫的先生，就是把自己的一切，努力裝進套子裏，最後連他這個人，也像蠶一樣裹進了繭裏。中國有句成語，叫“作繭自縛”，就應在他的身上了。蠶化為蛹，如果沒有突破的勇氣，化不成蛾，那就成為僵死的蠶。所以，四合院給它的居民帶來的病態心理，實在有害於人們的健康，這種閉鎖的人居環境，很類似於無形的蠶繭，一代又一代，將人們蛻變為別裏柯夫式的僵蠶。當十九世紀列強敲開緊閉的中國大門時，在四合院裏負暄、踱四方步的大清王朝的官吏，先是範而讚頌了。所以，中國由於對世界的無知、愚昧、狂妄、傲慢，以萬物皆備於我的天朝自居，一味拒絕，非要外國人跪下來磕頭不可。結果，洋人不但不磕，還用堅船利甲跟你對話。而官吏們在吃了敗仗以後，立刻從自大到服從，從自尊到自卑，從拒不接觸到拱手讓人，從頑固抗拒到崇洋媚外的一百八十度轉變，就是最典型的四合院心態的僵蠶反應。
也許這樣的說法，有點誇張，但若細看北京的四合院，包括最堂皇、最具代表性的紫禁城，幾乎看不出任何門戶開放，麵向世界，張開雙臂，擁抱全球的跡象。所有對外的牆，幾乎嚴絲合縫，基本不向外開窗，即或有一扇兩扇采光的窗戶，也很高很小。於是，門是全院唯一的對外通道。通常都不寬闊，如果曾經是較大的門，也要在門上再開一小門出入。進得院內，重重疊疊的門，曲曲彎彎的廊，門內屏風，廊外槅扇，層層設障，深藏不露，以達到間離的目的。
所以，住在這種封閉的院落裏，隻有天井那麼大小的活動空間，頭頂一方天，腳踩一塊土，幾代人“坐井觀天”下來，你能指望院中人生出多大冒險、探索、衝決、開拓的勇氣嗎？那時候，一個女孩子要是做到了“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深居簡出，便被人當作進入十九世紀以後的積弱之勢，雖然不完全是建築物的過錯，但居住環境，決定著居住者的精神狀態，這個因素是不能排除的。
於是，數百年來，在這個封閉的方框內，有人自得其樂，有人自我滿足，有人夜郎自大，有人自我封王，便不是什麼值得驚訝的事。對方框外的一切，框內人有那種拒絕感，那種陌生感，那種警懼感，那種不信任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正常反應。由於這個方框在空間概念上是有限的，因此，缺乏寬容，缺乏包涵，對於異體的排斥，對於外人的戒備，便是四合院居民最最小心眼而不大氣的表現，也是四合院家庭糾紛的根源，大雜院無盡無休爭吵的最原始的起因。更由於四合院是無法再拓展的空間，其中任何一人要想得到更多，就得有另外一人被剝奪，所以，受利益的驅使，為雞毛蒜皮的事斤斤計較，鼠目寸光，窩裏起哄，就是四合院裏那一支永遠唱不完的鍋碗瓢盆交響曲。
任何一個城市，如果不能隨著時代的進展而變化的話，這座城市就必然要衰落下去。北京城可以建設得越來越現代化，但北京人要是不能超越那種四合院心態的話，就像背負著沉重翅膀的鳥，要想飛得更高更遠，那還會是步履艱難的事咧！
什麼時候能夠說一聲“再見吧，八百年的四合院心態”，也許就是中華民族的騰飛之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