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國產電影，叫做《甜蜜的事業》。其實，糖這個東西，小孩吃多了，容易發生齲齒，大人吃多了，甚至會引發糖尿病。對於作家來說，類似糖這樣太過甜蜜的物質生活，未必對創作有利，太快樂了，怕就不易寫出具有憂患意識、凝重品位、深沉思想、史詩價值的作品，即使寫，恐怕也由於甜蜜的緣故而失之膚淺。當然，甜蜜的作品，也是需要的，但對文學史來說，它更期待更有分量的作品。
糖雖然很甜，但到嘴裏就化了，不會留下很長遠的餘味。
古人言“窮而後工”，也是無數成功作家的經驗總結。
我們從唐代白居易的《自雲》中看到，他不那麼甜蜜“：二十以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致口舌成瘡，手足成胼。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發早衰白，瞀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者，動以萬數，以苦學力文之所致。”他自己感歎過：“仆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它懵然無知，乃知書畫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由此可知他的一生，全神貫注、悉心投入的事情，隻是不停積累，隻是不斷寫作。
所以，千年以後，他的那些詩歌仍在震撼著我們，這不朽是建築在艱苦的勞動上的。
作家靠僥幸成功者，有，但不多；而能成大家者，則更少。
而且，宋代範仲淹在《唐異詩序》中還說“：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失誌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如孟東野之清苦，薛許昌之英逸……”遭遇之順逆，處境之安危，生計之苦樂，競逐之得失，都會對創作過程產生影響，而在作品中表現出來。所以，孟郊在曆代唐詩選本中，尚有一席之地，而後者，當時雖很得意，但在後來的文學史中，卻隻能被冷落。太快活了，別人唯有側目而視，而無法與之共鳴。那麼，太快活的作家，寫撓癢癢的文學可以，寫很深刻的文學大概難些。
文學創作，是作家勞心勞力、艱苦積累的過程。所以才說，文學是不宜甜蜜的事業。
因此，過早的成功，過多的榮光，過豐的獎賞，過譽的稱頌，對作家未必是一件好事。作家一旦被捧為“大師”，或自己也覺得差不多接近“大師”，忽然被哪位心血來潮的教授予以“經典”，以為標榜史冊，從此名垂千古，而昏昏然、噩噩然的話，行則要人抬轎子，坐則要人吹喇叭，高帽子一頂一頂地戴，好日子一天一天地過，生猛海鮮一頓一頓地吃，妙齡少女一個一個地玩，還能指望他寫出什麼像點樣子的作品來嗎？於是，再用不著“學而時習之”了，更不用在乎“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了，這樣下去，估計離江郎才盡的終點也不會遠了。
魯迅先生曾經說：現在被罵殺的少，被捧殺的卻多。
這句話很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