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經得起棒，卻常常禁不起捧。一捧以後，馬上不知東西南北。如果隻有一個人捧他時，他還能保持一分清醒，如果有兩個人捧他時，便隻能保持二分之一的清醒。
分母越大，分子越小，捧的人越多，清醒也就越少。這種自我感覺好得不得了的人，於是便自認為不朽了，便要給自己建生祠了。建活著的作家的方尖碑，是近些年文壇總能見到的事情，是中國近年來文壇的怪現象。魯迅先生在世時，我們沒有見到在他家鄉紹興的三味書屋裏，開辟他的一間作品展覽室，也沒有吆喝三朋四友，成立一個魯學研究會。他的全集，也是在他逝世後，才出版的。
很難理解當今一些作家，如此地等不及，迫不及待，好像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似的著急。活得好好的，離死尚遠，飯吃得下，覺睡得著，官當得動，當小了還不幹，就開始籌劃成立自己的紀念館、研究會、陳列室，甚至類似追思堂、瞻拜廳的建築物都準備了，很令人匪夷所思。有的在自己家鄉，把自己的標準像，把自己那幾本破書，把自己與大人物的合影，把散發出銅臭氣的討論自己的文章，統統擺在那裏。這種趁著健在的時候，看到對自己的蓋棺論定的滿足，多少近乎黑色幽默，使人想起過去那些生前定下自己廟號的皇帝，死後結果狗屁不是一樣，除了無聊魯語下》：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外，便隻有讓後人笑話。
文學史上沒有被罵倒的作家，但被捧以後而一蹶不振的作家，倒比比皆是。新時期文學發軔以來，頒發了各種獎項，至少有一二百位名列金榜的佼佼者，曾經鬱鬱乎文哉，盛況空前過的。而到如今，尚能被人記住的獲獎者，又有幾許？大部分文曲星都杳如黃鶴，石沉大海，這是很令人悵惘的。
棉花苗可以栽在營養缽裏，那是為了助長，但尿素投入太多，說不定倒起了催死的作用。所以，這些年，凡閉門造車伏案疾書者，凡走馬觀花浮光掠影者，凡應付差使命題作文者，凡量身訂製商業運作者，幾乎很少有佳作問世，其原因就是這個作家，從精神到物質太過優裕，等於泡在糖漿裏一樣，最後隻能成為蜜餞，唯有甜膩，而無生氣。捧，也許並無惡意，不過，愛之適足以害之，則未必是文學的幸事了。“捧”和“棒”，猛一看，差不多，但“棒”未必棒殺作家，而“捧”，卻是很要捧掉作家小命的。
《國語義，勞也。這是很有道理的。要是曹雪芹一直住在金陵那條街上，錦衣飫食，過著王孫公子的安逸生活的話，是絕寫不出《紅樓夢》來的。而他筆下的薛蟠，那個聲色犬馬，優哉遊哉，快活得不知所以的大少爺，倘要舞文弄墨，除了寫“一個蚊子哼哼哼，兩個蒼蠅嗡嗡嗡”之類的作品，還能寫什麼呢？太過快活的作家，即使假作深沉，頂多也不過是無病呻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