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家巨室的獻助，也是人民的一大災難，在南宋也是高宗開其端。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高宗到大將張俊家，張俊接駕時進奉精美食品數百種，還有大批寶器，其中有金器1000兩，珍珠69000餘顆，瑪瑙碗20件，各種精細玉器40餘件，綾羅錦緞等1000匹，另有名貴古玩書畫等多件。獻助的風氣到南宋末年仍然盛行，宮中要修繕宮殿，建造寺觀，就有官僚、豪富來獻助土地、木材等等。他們的獻助，無非是剝奪人民來的，受苦的還是人民。
貪官暴吏對人民的壓迫剝削，則是每日每時都在發生。南宋統治者對人民的剝削比北宋更嚴重，神宗趙頊時，國家賦稅收入每年6000多萬貫，是北宋的最高額。南宋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稅收也達6000萬貫，淳熙十四年（1187年）增加到8000萬貫。南宋統治地區不到北宋的2/3，稅收反而增加，可見賦稅剝削多麼殘酷。再就土地的情況看，北宋初年官僚地主的土地限額是3000畝，宋朝的政策不抑兼並，南宋時有數十萬畝地的地主為數不少，這都是侵吞農民的土地得來的。而且官僚地主有地無稅，農民無地卻要納租。有人說南宋農民所受的剝削是“剝膚摧體，無所不至，膏血無餘”，這並不誇張。
策論中提到的和糴，則是南宋政府剝奪人民的特有手段，它像直接套在農民脖子上的繩索一樣。和糴是官府按戶主的田產多寡攤買糧食，由官府定價，當然低於市價，甚至分文不給，純屬剝奪。從表麵上看，好像富人負擔多，窮人負擔少，實際上不是這樣，富人向地方官納賄，自然少派或不派，負擔大多落在窮人身上。每次和糴頒布，都有不少人傾家蕩產，賣妻鬻子。文天祥說：“東南民力竭矣！”這是真實情況。
第二個問題，關於人才和士習。文天祥認為“士習厚薄，最關人才”，人才匱乏的根本原因是士風敗壞。他說：“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於時好，不震於有司者，俾熟複焉。及其長也，細書為工，累牘為富，持試於鄉校者，以是；校藝於科名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校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既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既仕之後……競奔於世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縶，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臣以為變今之士習，而後可也……士風一淳，人才或於是而可得矣！”這段話把南宋士人風氣敗壞描繪得淋漓盡致。南宋士人追逐名利是不擇手段的，當時國家憂患重重，士人憂國憂民的不多，想升官發財的卻不少。有一種人是借議論國事來獵取虛名，博得一官半職的。理宗時候，這種情況也很普遍。賈似道看透太學生的這個特點，用做官、賞錢收買他們，他們也就為賈似道歌功頌德。當時有人寫諷刺詩說：“鼙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由此可見一斑。另一種人是借道學做官。當時朝廷提倡道學，有人以講道學為終南捷徑，以謀求官職。他們不談國計民生，終日隻講天理性命，正心誠意。朝廷也希望他們這樣，以免議論國事，惹事生非。這種士人對國家人民究竟有什麼好處呢？陳亮向皇帝奏稱：今世儒生，自以為得正心誠意的聖學，其實都是麻木不仁、不知痛癢的人。國家奇恥大辱，漠不關心，群聚埋頭拱手高談性命天理，不知性命天理究竟是什麼。朝廷委任庸人，籠絡小儒，敷衍度日，臣不勝憤慨之至！這把士人的墮落和朝廷用人政策的錯誤，作了大膽的揭露。
文天祥對這種士風十分不滿，他提出必須改變士習，發揚正氣，才能發現可用的人材。他主張對青少年要有正確的家庭教育，除了讀書，還應恪守封建道德。他還建議國子監的學生既要學習經學，也要學習治國之道和邊防、水利等科目，使學者不是隻圖浮名，而要能辦實事。這種見解在當時來說，是很可取的。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兵力和國計。文天祥認為兩者是互相影響，有密切關係的。他承認當時確實兵力不足。他說，宋和蒙古發生戰爭以後，前線東起東海（黃海），沿著淮河、襄樊，西至四川，處處都須要屯兵設防。調兩淮的兵到東海守城，兩淮的兵力不足；調荊州的兵警衛襄樊，則荊湖兵力不足；調江淮的兵入川，下遊兵力也不足。兵力不足，國家自然就弱了。要變弱為強，就得招兵。招兵要發餉，財政機關卻拿不出錢，確實是矛盾。但文天祥反問，難道國家真的沒有錢養兵嗎？不是的。他指出主要是國家沒有計劃，除交納歲幣銀絹以外，從沒有訂出保證軍需的政策，餉項來源自然困難。他指出皇室、大臣和寺觀的揮霍浪費，是國家財政困難的重要原因，那些“照耀湖山”的“琳宮梵宇”，建築時爭奇鬥巧，要耗費多少銀子呀；宮廷中“霓裳羽衣”，“靡金飾翠”，是一筆巨大的開支；皇帝對貴戚近侍“量珠輦玉”的賞賜，是國庫的沉重負擔。國家的錢都花在這裏，養兵的費用還能有多少呢？他尖銳地指出：“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有不足者”，隻有“急求所以節財之道，則財計以充，兵力或於是可強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