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江契約文書大量散落民間，紙質脆裂，文字易滅，故最為首要者即為蒐求，其次當為整理考釋，再次則為公布出版，最終化私藏為公用，天下學人皆可取用，而各自成就其專業也。故餘之所以關心茲事，實悚然於寶物幸存者有盡，散佚澌滅汲汲可危，蒐求之視其他諸事，不能不先列為急務矣。故餘之呼籲，亦以搶救整理為主，而各地政府部門之搶救工作，亦因此得以規模化、係統化。不數年間，入藏歸檔者竟逾十萬，文書從此長存天壤間，免去與草木同腐之厄，斯亦天不喪吾華夏文化之幸事也。
餘又以為，清水江文書數量之多，已足可與徽州文書、敦煌文書，並埒合稱為三大文書係統。惟研究成果欲與徽學、敦煌學相頡頏，則必專一以赴，急起直追，始可後來居上，蔚成清水江學專門學科。故2009年，餘嚐代表貴州大學中國書院，與天柱縣人政府達成合作協議，共同整理公布契約文書。蓋契約入藏檔案館，得以長留天壤間，固不失為一大好事，然倘若扃深錮，不能對外公開，徒令學界興歎，亦難免不留遺憾也。區區微願，則以此為契機，開創政、學兩界合作之局麵，擴大公共資源之利用開放範圍，促進鄉邦文化建設發展，俾治斯學者，皆有材料可依，有途徑可循，而不致貽笑學界，以為黔中學人胸量狹小，乃至非僅無識，亦根本無人也。而餘所訂之搶救理董原則，均反複強調原件一概留存當地，由政府及村民以多種形式，善加珍藏保管。理董工作隻依據照片或複印件著錄考釋，同時尊重文書持有人及征集者之利益，以適當之署名方式公諸世人，亦方便依照歸戶性特征田野調查。而餘之所以反複強調文書歸戶性之重要，亦取鑒古器物出土地點地層之於考古關係甚大，均有裨於史實之核準考證，不能不再三告諸吾國之治斯學者也。
中國史學之發展，固有待於方法之突破，考證之縝密，學問境界之提升，解讀範圍之擴充，問題意識之開拓，研究態度之嚴謹，然第一手史料之提供，亦為一大關鍵，決不可輕忽其觸媒之因緣。而餘之多年呼籲搶救文書，著眼處亦在中國史學之發展，凡古書已證明未證明者，無論否定或肯定，均必須多方取證材料。若一味馳馳騁新說，忽視基本之史料，則其說愈怪奇巧辯，其結論愈不可信。倘史料一旦獲取，則必須係統整理考釋，盡快公諸學界同好，以俾世人互資取用，催生更多學術成果也。惟整理考釋也者，工程浩繁巨大，涉及問題甚夥，雖聚集眾多青年才俊與役，仍頗感費時耗力。蓋開荒墾地，斬荊芟榛，欲其瓜果滿架，大樹蔥鬱蔭覆，必有前人勞作在先，後人始可乘涼受益也。比較言之，其中之一大困難，即為地方特殊俚語俗字之訓釋，尤其事涉苗侗兩族語言差異，孰當采敦當棄，往往未易遽得確證，非準確對音即不能解決問題。遂多次謀議前往當地集體調查，兼實地踏勘清水江兩岸村落分布情況，了解其既為苗疆走廊，則功能意義究竟何在，而終在今年（2011）四月一日至六日成行，形成以下調研報告，或可供世人酌考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