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確保調研成果準確可靠，行前曾窮兩周之力，查閱當地相關資料，並隨手摘錄，彙為類別，以備比照核對之需。
餘欲前往調查之天柱縣，位於貴州省東部，分布於清水江西麵，東鄰湖南會同、芷江兩縣，南接黔省錦屏縣及湖南靖州縣，西連省內三穗縣，北靠湖南新晃縣。南齊時曾設東新市、南新市二縣，屬東牂牁郡。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設屯溪後溪千戶所，屬靖州衛。二十五年置天柱守禦千戶所，屬湖廣靖州。所謂“天柱”雲雲，乃以城北“石柱擎天”柱石山景觀得名。萬曆二十五年（1593）置天柱縣，與守禦千戶所同治，並析綏寧、會同二縣地益之。因縣址山形宛如鳳凰，民間又徑稱其為鳳城。建縣之前，天柱所吏目朱梓嚐“單騎入寨，宣布朝廷德化，許遵舊議建縣。二苗老（苗酋傅良嘴、陳文忠）率先，諸苗輸誠納款，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君。朱以苗裔歸附之誠，乃上便宜數十事，切中肯綮”。朱梓之所作所為，實乃國家認同之有意識引導，代表治理苗疆之“王化”策略，不妨視為以後不斷持續發生之“國家化”文化變遷象征性事件。而建縣之後，已為首任知縣之朱梓，複乃召集民眾修築縣城，“諸苗自行輸木興工，創堂宇二所，其文廟、明倫堂等項，各有人承造”。可見國家力量進入當地時間甚早，儒家價值植根當地速度亦頗快，乃至“易刀劍而牛犢，易左衽而冠裳，好勇習戰之風，日益丕變”，不僅國家認同不斷加強，即習俗風規亦大有變化，實乃中央王朝經營清水江流域之一大方略突破口，成為開辟其他所謂殊域異邦之一大文化轉輸地。
入清以後，當地沿革亦屢有變化。不可不舉者，如雍正五年（1727），當地改隸黎平府，十一年，複改屬鎮遠府。乾隆元年（1736），置遠口巡檢司，歸隸天柱縣。民國三年（1914），改遠口巡檢司為遠口分縣。二十五年（1946），省遠口分縣入天柱縣。今天柱縣所轄鄉鎮主要有風城鎮、邦洞鎮、坪地鎮、藍田鎮、翁洞鎮、遠口鎮、坌處鎮、高釀鎮、石洞鎮、白市鎮、社學鄉、浪馬鄉、竹林鄉、江東鄉、注溪鄉、地湖鄉。
清水江發源於都勻鬥蓬山，流經丹寨、麻江、凱裏、台江、劍河、錦屏等縣，於錦屏縣茅坪鎮楊渡溪楊渡角處，開始進入天柱縣境。又流經天柱境內坌處、遠口、興隆、白市、翁洞等地，最後由翁洞鎮經金紫村出境，注入沅江再彙入洞庭湖。流經天柱境內全長77公裏，流域麵積達1945萬平方公裏。明代地理學家王土性稱。“貴州設山上中高而而外低，如關索，乃貴鎮山，四水外流，內無停蓄。北二水，一出涪江，一出滬江。東一水，出沅江。南二水，一出左江，一出右江。”所謂“東一水”雲雲，即指同屬沅江水係之清水江及陽河。而清水江與沅江實同為一江，不過上遊、下遊之區分而已。其流經天柱縣境而注入清水江之支流，以及支流之支流甚多，遂相互形成水道網絡體係。可舉其名者，略有八卦河、擺洞河、硝洞溪、漢寨溪、圭大溪、三門溪、鑒江、三團河、朗江、金龍溪、姚家溪、半溪、大溪、漢溪河、渡馬河、瓦窯河、塘澗溪、甕瓦江、岩鼓河、柳溪河。境內生活之少數民族，以侗族為最多，秦漢以來或稱“武陵蠻”，或名“五溪蠻”，元明以來則多稱“峒人”、“峒蠻”，亦時呼“洞苗”、“洞民”、“洞家”。其次則為苗族，本為三苗後裔。據宋人葉錢原為《溪蠻叢笑》作序雲。“五溪之蠻……聚落區分，名亦隨異……環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苗，曰瑤，曰僚，曰僮，曰仡佬，風聲習氣，大略相似”。可知苗西遷武溪地區後，亦一度統稱於“五溪蠻”總名之下，明以來則徑稱“苗”或“洞苗”。或借用清人之說法。“自周漢至宋元，專號曰‘蠻’。而由明以來，又專曰‘苗’，總之，苗、蠻一也。”又其衣多尚黑，時或稱黑苗，多集中於“都勻、八寨、丹江、鎮遠、黎平、清江、古州等處，族類甚眾，習俗各殊，衣著尚黑，男女俱跣足陟崗巒，披荊棘，其捷如猿。”可見由蠻而苗，雖表麵僅為一稱謂之改變，實則仍有民族身份之隱喻，表征國家看法之轉移，雖難免不視為異在之“他者”，然看法則漸接近於實情。而餘則反複強調，無論侗族或苗族，當然也包括數量不少之漢族——均按自然村落錯雜而居——其進入貴州腹地之一大天然憑藉，即為清水江文化走廊。故均可謂為清水江之開發者與創造者，都在當地留下生活與勞作之曆史性足跡，都是土地經營與林木貿易之墾殖者或權益者，代表生活世界不可或缺之主位性或在場性。至於侗款、苗款、議榔、鼓社，以及後來不斷強化之宗族製度，則是其有效管理自己之一套自治方法，不能不源自天然自發之認同情感。數十萬份契約文書之保存或珍藏，清水江日夜奔流不已之流淌聲，以及江流兩畔之蔥鬱山脈與錦繡大地，皆為當地鄉民曾經存在並將永遠存在之具體性見證，值得今人重新發現其之存在性曆史，重新進入其生存、生活、勞作與交往之日常世界，理解其情感、價值、倫理及信仰之精神天地。
由於古代西南地區大量散居聚集之少數民族群體，中原學者曆來誤讀或泛稱其為“苗”者甚多，故清水江兩岸之廣大地區，襄昔又多徑稱其為“苗疆”“苗地”。清人方顯《平苗紀略》以為當地“廣袤二、三千裏，戶口十餘萬，不隸版圖，不奉約束”，然自雍正年間開辟苗疆後，則逐漸納入帝國行政體製範圍，“王化”力量不斷拓殖擴大，帝國力量已足以控製其生存空間，社會經濟文化變遷亦急遽加快，“生苗”遂開始變為“熟苗”，“邊疆”則日愈接近“腹地”。天柱作為開拓較早之“王化”示範區，其地緣性之橋梁勾道作用實不可輕易低估。易言之，中央王朝龐大一統秩序之擴張，沿清水江下遊之天柱等地區，不斷向上遊之其他異文化區推進深入，而最終得以實現其“王化”之邊疆治理方略者乎？此乃當地生活文化體係嬗變之一大轉捩關鍵，善讀史者當不可輕易忽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