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見主人興致甚高，遂詢及家世來源。答雲渤海遠道遷來，並指示堂屋門外石刻楹聯一幅，以確證其說非鑿空捏造，實乃可以信據之說。餘大驚訝之，乃囑同行者羅正副博士抄下。門聯橫批乃“元亨乾利貞”五個大字，兩傍聯語為。
徑起三花光分渤海，雲呈五色彩煥延陵。
一望而知，吳氏乃當地望族，後裔支派繁衍，分布地域甚廣。惟其自稱苗族，何以認同風馬牛不相及之渤海，溯源遙遠陌生之延陵？茲事不僅長期保存於記憶之中，而且大書深刻於門壁上。曆史記憶之真實與史跡之真實既然抵牾，則前者必然有一建構過程，最終則強化為族群集體意識，長久積澱存活於每一個體心中。然其建構之曆史性具體過程究竟怎樣？建構之目的性訴求究竟何在？是否憑借華夏身份之建構或轉換，以爭取其家族生存必不可少之正統地位？最終又如何內化為族群集體意識，迄今仍保存於後裔之曆史記憶之中？抑或其原本即為漢人之士著化——漢人移民長程南遷，入黔後則華夷雜處，乃至漸染夷風，終受苗化——而文化記憶長期保留，雖在苗而仍言漢，言漢而依然歸苗，始終保持雙重族群認同身份，輒更有利於家族之生存發展乎？蓋當地吳、楊、龍三氏，皆為一方之大姓，亦皆認為其入黔始遷祖為漢族。其中之吳姓，輒可溯其始遷祖至吳盛，乃北宋時之大理寺，因權臣賈以道掌執朝政，遂避禍入黔隱居，乃至變裝苗服苗發，習苗俗而講苗俗。惟考諸載籍，如《苗防備覽》便明白雲。“苗姓吳、龍、石、麻、廖五姓為真苗，其楊、施、彭、張、洪諸姓乃外民入贅，習其俗，久則成族類。”吳氏既為“真苗”之首姓，輒究竟屬漢屬苗，似當繼續深考，不可輕作定論。然溯源吳盛之事雖未必可信，明清兩代漢人移民甚多，尤其木行商埠不斷興起，落戶當地之商賈商行甚夥，其紮根苗疆既久，遂有土著化之發展趨勢，由“漢”變“苗”，揆之地方實情，亦非無有可能。吳村長遠溯家世至渤海，不經意之言說背後，或亦牽涉族群史跡之滄桑變化，其緣由經過，輛甚望有心者深考。或依托地域所形成之文化相似性，本來就超越族類區分之差異性，而今人反據後者以判斷前者，則難免受製於“前見”而誤讀錯認。故地域性與族群性，二者均須比觀兼顧也。餘因此擬閱其家譜，主人則慨然應允，當下即轉身步入內室，捧出一長方形檀香木盒，揭去盒蓋，立見裝有線裝書籍二冊，當為世代珍藏之老譜。惜紙已殘損，字多漫漶，蠹朽太甚，不堪觸手。故未敢翻閱，僅囑寥峰就外形拍一照片，即請主人原物裝入盒內，祈望其日後重新裱糊裝訂，長久保存，垂貽子孫，不再使天壤間又少一寶物耳。
臨行話別，吳村長持禮堅請送行，遂由其陪同繞道，考察全村建築風情。時雨方霽，路上偶見行人，皆身著蓑笠，腰插鐮刀，問其何往，概雲掛青。蓋時值清明，祭掃祖墳，乃家族大事，故皆陸續外出，以致絡繹不絕也。而沿路所見，房屋多為木結構，上下合為兩層，居家待客出入，無不方便自然。然最引人注目者，輒為不時閃出之高大馬頭牆，皆聳出木屋一頭，顯得極為突兀耀眼。問之，乃知即為窨子屋，多為前後兩進，壁簷均為女兒牆，屋頂則鋪蓋青瓦，與木屋毗連，遠看仍為一色，牆則磚砌，澤均灰白，風格極類徽州建築，明顯受儒家漢文化影響。村長告餘曰。此類建構多為祠堂，乃宗族活動中心。馬頭牆又稱風火牆，皆封閉而不開窗，發揮隔離帶作用，具有防火功能。寨內所居者雖為苗民，然已無掃寨習俗，亦不吹奏蘆笙，節慶儀式則多演唱侗歌，村長內人即為侗家女子。具見漢文化之影響固然頗深，地方族群之互動亦不可忽視。果然沿路從容盤桓，循寨中石徑至跳場處，吳氏宗祠高大建築，忽焉即閃現於眼前。餘先遠眺觀賞，複近前細審品味，知其盡管略顯破舊蒼老，而風姿依然雄偉卓挺，可謂氣象靜閑，規模肅莊，實乃全村威權之重要象征。吳氏乃鮑塘望門大族，宗祠亦占全寨中心位置，當地漢文化影響之深，隨處皆有符號資源可供證明。尤其儒家價值與地方民族文化之融合，透過宗祠建築特征即能明白領悟。而鄉民之淳樸，宗族之親睦，老人之德隆，兒童之率真，餘經此次考察，亦得親眼見證之，故益信地方秩序之建構，必紮根於深廣之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