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鮑塘，驅車途經中寨，複沿清水江畔行駛，沿途隔江眺望遠山腳下之三門塘，欣賞煙雨迷蒙中之侗族古建築，最後抵達坌處鎮。清水江沿岸港阜甚多，據雲坌處鎮本為原始大森林，明代以來即緩慢開發，主要依靠木材貿易招引外來人口，乃至漸成街市，為皇木采辦要地，規模雖不能遽雲興盛，然商賈往返始終不絕。原住居民據說為滾家，以後則陸續遷入曹、王諸氏，皆為當地大姓，今則達三十餘姓氏，反映外遷人口甚多，水陸交通頻仍。其流動變遷發展之原因，輒與木材貨易有關。而契約文書之考釋，當地亦為重要取證對象。
餘欲調查之村寨為孔阜，村長李紹華為迎接我們，早已步出家門一裏餘，站立街市橋頭路口等候。下車後即由其向導，轉身步行下橋，觀摩江畔新遷彙集之碑林。原來此橋本名歸宜橋，乃鄉民集資合力所建。今雖已改建為鋼筋混凝大橋，然原有石墩遺跡尚在，仍可依稀感受昔日古風韻味。站立江邊逃眺，水石奔異，花樹幽芳，清風拂岸，蹬徑曲蜿，真乃絕佳之地也。石壁摩崖“橫眠半月”四字，雖漫漶而仍可大致辨識。碑文亦多為入清以來，鄉人捐資請工鐫刻者。唯因水庫築壩淹岸，遂由政府統籌移遷於此。其中一塊為文昌會碑，刻於乾隆五十三年。覽其內容，雖年祀已久，尚勉強可讀。斑斑史跡，皆可見證雍正開辟苗疆，軍事征剿之後，則繼之以文教。漢代以降，凡祀天神，輒祠星宿，蔚成風俗，南國尤盛。文昌之名，析而言之，所謂文者，乃精氣所聚，而昌之含義，則為揚天之紀。目的無非福善禍淫，勸良祛莠，雖為有形之物，亦暗含無形之理。表麵隻是神道設教，用心則為秩序建構。處俗設教，斯亦良法耳。而南方相沿已久之尚鬼習俗，亦可從中略窺一斑矣。
據餘所知，明代以降，地方社會結社者甚多，如文昌會、世忠會、關帝會、元宵會、地藏會、正義會等等，兼有會規，或共立誓約，名目不一而足，且有會租，以作經費來源。初一接觸清水江文書，即時見此類材料，或可稱為“會書”，乃宗法外之另一類組織，非僅祭祀衍為故常，亦時有公益活動。其祭祀內容則與宗族祖先崇奉略有不同，尚有更廣泛之神靈係統，代表鄉民社會信仰世界之多元取向，體現地方文化秩序複雜自治體製特征，實為具有鬆散結構之另一民間發展力量，不可不結合“會書”與田野調查認真研究。
天柱之建縣，始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原先乃千戶所，亦漢人駐軍之地，故族群交流視他縣尤為頻繁，“國家化”（內地化）進程亦較其他生界為早。所謂“建縣學，築城樓，清田賦，編裏甲，安哨堡，立市鎮，尊賢養士，易風移俗”雲雲，凡萬曆年間首任知縣朱梓所為之事，皆可視為國家力量之直接介入。廣袤苗疆再造之曆史進程，至遲明代已正式啟功。其中最明顯者，即為文教之興起。蓋“學校為人之藪，教化之地，士先德而後文，端所始也”。憑借軟性之文教力量，以開發異質文化區域，表麵速度甚緩甚遲，實則功效甚钜甚著。“天無從與，唯善是與。民無必從，唯德是從”，斯乃古今之通義，餘堅信而不疑。惜今人反不如古賢明白此理，未免不令吾儕悵悵然興歎也。
自有明一代以後，延至清初大規模開辟苗疆，雖難免霸道暴力流血，而終讓位於撫主剿輔。王道政治盡管時遭錯置，然終將展現為曆史主流。而論其地緣因素，天柱實為儒家文化之首要轉輸區，清水江亦為文化幅射之一大通道，則又證諸史籍即可知之也。尤其清初憑借國家力量，疏浚清水江險危河段，航運負載能力明顯加強，其文化走廊功用愈加突出。惟大量考古村料證明，王朝國家力量介入當地之前，世居民族已憑借清水江交通便利，形成聯結南北，橫貫東西，聯結眾多族類生活群體，足可自成一區域文明，範圍極為廣袤之文化交流圈。據此則清初疏浚清水江，其“官道”色彩明顯加強。而此前則民間交流亦亟頻繁，則不妨稱其為“民道”。而無論“官道”或“民道”，千年流淌之清水江，實不愧為苗疆人民之母親河，其所創造養育之兩岸文明，已足可令世人稱羨，自可徑將其稱為“苗疆走廊”文明。可謂隨江水之流動而流動之文明，經流動而不斷變遷發展之文明。而天柱位處開發較早之清水江下遊，較諸清初始設之新疆六廳，當地不僅文化風氣日趨漢化，即書院數量亦逐漸增多。其中如居仁書院、循禮書院、龍泉書院、白雲書院、邦洞學館等，均培養不少地方精英人才，雖未必就形成一範圍廣大之士紳階層，然皆樂於接受或利用正統儒家漢文化，汲汲於提倡風雅，欣欣然鼓吹休明。數量不少之地方精英群體，或為閭裏楷模，或為鄉族表率，嘉言懿訓，垂範四鄰，乃至戶誦家弦，彬彬然風氣大變。據雲當地遠口鎮鸕鶿渡口，即有一大戶吳水祿，非特家族多出舉人進士，且憑借木商生意富甲一方。其家族莊園大門，嚐大書聯語一幅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