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蓋清江橫放金獅能斷水，文登榜首連科進士可通天。
吳永祿乃乾嘉時期人，實可謂經商而通儒之大豪族，故並不諱言其家財之富有，更樂於誇耀其科舉之功名，重視正統道德資源之占有，懷抱文化正當性之訴求。足證儒家價值之傳播，非但涵化出一批讀書士子，且亦催生大量商紳，形成區域經濟文化之一大特色。而商人之身分地位，亦迥然高出於農之上。則清水江兩岸社會及其所負載之經濟文化之發展，大體皆可視為人財物皆隨江水之奔淌而不斷流動之結果。而邊地化變成內疆，異域亦再造為舊邦，透過清水流域社會經濟文化之變遷，亦不難看出廣袤強盛統一之王朝帝國，始終表現出無遠不屆之力量，構成國家與地方交織互動之複雜關係。難怪康熙年間天柱知縣王複宗嚐有言雲。“皇上天威遐暢，山無伏莽，海不揚波，晏平莫可尚已。”其神情口吻躍然於紙上者，無非為國家話語之驕狂傲慢。可證儒家由一己之修身而至齊家治國平天下，何嚐不希望其所抱持之道德理想層層向外推展落實，而實際之結果往往則是其所抱持之道德價值層層向外遞減衰弱。國家之罪惡與國家之必要，似乎永遠吊詭式地矛盾而統一。惟從長時段視野判斷，王朝力量介入所導致之苗疆再造或變遷，仍有裨於族群之交流與互動。而社會文化之變遷盡管深刻而巨大，固有之民族禮俗風規依然大量孑遺和保留。所謂“一邑之內，民行有當興者，躬行以倡之。民俗有當革者，率眾以除之。以詩書為必可法，毋安固陋也。以仁義為必可行，毋事涼薄也。務使怠惰者奮興，梗頑者知化，馳騁於道德之林，優遊乎聖賢之域，土習民風，蒸蒸日上，黼黻休明，於以輝光國史不難矣。”具見地方大綱政要舉措，雖必然體現國家權力意誌，然主導者仍為行政理性，而非暴橫蠻力強加。蓋從理想層麵看，農安耕鑿，士樂詩書，駸駸乎入於人文盛境，從來皆為儒家之價值理念。而從現實層麵觀，則儒家價值浸淫化導之功，無論間接或直接，均正麵進入當地倫理體係核心吃緊之處，影響其禮俗行為與交往方式，其作用與意義絕不可輕易低估也。故曰天道假其私而行大公，當亦理性狡獪之一大方式耶？而當地經濟文化之發展，僅從商人最為仰慕之科舉聲名看，明清兩代，天柱一縣之地，即有進士四人，舉人二十人。戊戌維新期間，康梁公車上書，當地舉人參與茲事者，居然亦有四人。雖然從整體看，科考數量規模仍嫌狹小，乃至根本難敵江南任何一郡縣，然畢竟天啟斯文，大有破天荒意味。中原邊地一體化之發展趨勢，無論衡以何種因素，均愈往後即愈明顯，則又斷然無疑義也。
今日佇立侗族古橋遺址，遙想三百年前苗疆開辟情景，不能不感慨時光遞嬗，遷流靡定，惟勢所適，順之則昌。當年烽煙四起，戾氣遍布，雖殺戮暴虐施於一時，戰場屍骨層層堆放，然戰火終必讓位於炊篝，幹戈皆轉化為玉帛，兵家亦衍生為文德，遂重開百年和好親睦之局，再現交流欣融之象。依據孔子實與而文不與之史筆義法，出於曆史智慧之判斷，亦可謂天道好生而不廢殺，然一皆以善為終極目標。以仁為本，以道匡之，以義治之，方為正法。一旦暴力僭越道德，手段侵淩目的，隻知殺人而不知安人，則無論知我罪我，皆必須嚴厲批判，雖千萬人亦必前往。
為避免耽誤時間，風雨橋碑林雖頗引發興味，亦不敢滯留太久。稍作考察後，即前往李村長家。村長家住孔阜，位於坌處北麵，距街鎮甚近，三麵環山，一麵臨水，沃田延至街鎮，遠看形若馬蹄，近觀則似牛角。村寨座落於山間平地，有八十餘戶人家。餘告村長雲。“山含翠青，地湧流泉，一水縈環，田多美沃，當地形勝頗頗類韶山，惟房屋造形略有區別。然地氣南移，風物之勝，今已在茲而非彼，日後必見人才翩然興起也。”村長連聲笑答曰。“惟願如此，惟願如此。”步行約半裏至村長家，恰逢早來之外地客人已濟濟一堂，寒喧後遂圍坐火塘，邊餐邊敘，主題仍為文書俚俗辭語，皆逐條詢其地方習俗涵義，一一溯其形成淵源。原來李村書亦擅長書法，乃當地簽訂契約必到之人。交談時間雖不多，收獲則頗豐盈。趁興致仍請村長帶路，繼續考察坌處街市。步過石橋，一入街市，即見一高大建築，人稱橋頭宗祠，實乃當地大戶王氏家祠，始建於光緒二年（1877），竣工於民國五年（1916）。宗祠正門為石門坊式風格，兩邊磚柱分別題有楹聯兩幅。其中一聯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