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先祖忠孝肇基曆唐宋元明每著芳聲積厚流光榮史冊，在後昆肅雍承祀聯尊卑長幼各舒誠竟象賢崇德薦馨香。
讀聯可知儒家文化及其價值，實浸淫當地民心既深且巨。而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宗祠於地方秩序之作用，餘以為實大矣哉！惜時間甚緊，不敢久滯。遂繼續沿街肆步行，途中時見鋪肆門窗洞開，卻無主人看護，可識偷盜甚少，鄉治秩序井然。比照清代以來契約背後潛藏之信用體係，仍足以證明民風醇美而無華。今日城市文明之弊病，乃在文勝於質。文勝於質則不虛假即虛偽，補救之道則為以質救文。如此則城市反當效法農村，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者是也。
據餘多方詢問百姓，返歸後複查考文獻，反查谘詢得知，當地三門溪、鮑塘、中寨、孔阜，合稱四大名寨，並盛傳歌謠雲。“三門溪的銀子，鮑塘的窨子，中寨的穀子，孔阜的頂子。”三門溪與三門塘相互對望，均為清水江航行必經之碼頭。尤其三門溪有溪水注入，形成積水緩流水塢，極便於船隻停泊，一度成為皇木采辦要地，木材貿易聚散中心。由於木材大量集中紮排貯存，年吞吐量可達數萬立方，非僅往來商賈甚多，貿易市場興盛，而且木行商號林立，財富滋殖彙集，乃至富戶豪右屢興，僅木行巨商即達十餘戶。中寨、鮑塘、地坌木材貿易亦甚發達，惟富庶程度相對三門溪略遜一籌而已。然既為當地名寨，亦各有其文化特色。鮑塘窨子屋餘已親獲目睹，一律皆磚牆砌成，既代表財富，亦象征地位。建築時間則可上溯至清初，恰值木木貿易鼎盛期。蓋當地非特盛產木材，亦地處三門溪流程中流，稍溯溪而上，即可落腳住宿，成交木材生意。故人稱“小洪江”，顯示富貴之窨子屋亦相對集中，形成村落建築風格，廣泛傳為民間口碑。中寨之沃田，餘驅車途經時已略窺大概，其地位處三門溪上遊，離湖南最近。與鮑塘一樣，木材采購遠輸，三地恰好前後銜接，形成重要航行支線。而溪水澆溉良田，稻穀年年豐產，富庶可比江南，頗令鄰村稱羨。孔阜文教之盛，適才觀坌處文昌碑，亦已知其大概。據雲當地人口原不過二十餘戶，然清末以來即有五名拔貢，鄉人皆視其為頭戴頂子之官員。惟村長李紹華告餘尚有高中進士者，鄉人無不引為世澤光耀。然餘返歸後遍查文獻，實乃子虛烏有之說。茲事雖無史實憑據，然認同則可靠無疑。可證國家力量紮根既久，文教體製浸淫日深，鄉人自身之文化身份固然並未丟失，煞傾心漢文化之心態亦昭然可見。所謂“理道之先在乎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雲雲，則足以證明無論發展經濟或推行教化，均為古人視野中從事秩序建構，不可須臾或缺之兩大施政主題，可視為“理道”必具之左右兩翼。如果說銀子與穀子象征財富或豐裕，窨子與頂子便隱喻地位或榮耀。至於社會財富之積累，身分地位之提升，揆諸當地實際，皆無不朝著“國家化”方向發展，最終則與外界聯成一廣大之市場體係。衡量其最富者，非僅冠首黔省，甚至可與江南抗衡，頗令人嘖嘖稱奇。清人胡章嚐序乾隆《清江誌》雲。“苗裔竟有通經應試如內地者，風氣駸駸日上矣。”所謂“如內地者”雲雲，亦屢見於其他典籍，實即“殊域”變為“華夏”之另一種說法。持類以看法者，如嚴如煜《苗防備覽》亦雲。“我朝重熙累俗，聖聖相承，九夷八蠻，漸摩以仁義，陶淑以禮樂，雍雍乎一道同風矣。與我齊民無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詎不信哉！”嚴氏之正統中心論取向頗為實出，姑不論如何對其施加褒貶筆法，然苗疆民眾無論“熟苗”“生苗”，一概逐漸與王朝國家“齊民無異”，所謂“一道同風”雲雲，仍非有意宣染之飾言。從清人士夫之官方視野觀察，苗疆實有一不斷去邊地之發展過程——非特邊緣可歸心於政治中心，即異俗亦能化變為文化正統。惟清人“內地化”（國家化）發展之看法，倘若不再成為今人衡判之依據，則如何重新尋找本土文化視域？是否尚有其他世居民族之裁評標準？苗疆反抗與認同之心理文化象征資源究竟孰輕孰重？王朝中心話語與民間自我表述究竟存在多大差別？怎樣看待國家權威在地方傳統中之合法化方式和過程？苗疆民眾作為文化調適之主體，究竟怎樣轉移自己固有之禮俗風規？如何才能走出清人話語導向誤區，尋繹更具有本土實證經驗支撐之客觀言說立場？當仍為有待學界努力探知之一大學術難題。茲亦餘之所以重視清水江文書之一大緣由，目的無非為同時兼具國家與民間雙重審視眼光，以求澄清曆史之本來真相，還曆史評判之合理公正。蓋曆史之複雜詭譎多變，實際遠超出今人之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