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又雲。清水江文明之特質究竟為何？據餘之長期調查判斷，實乃複合型文明，亦不妨稱為多元文明。苗侗兩族所創造之文化固然為當地之主體文化，具有鮮明之地緣特色或民族特色，然亦糅入大量漢文化因子，無論儒道釋三家孰重孰輕，其文化構成比例及其事相特征均極為突出。而清水江憑借其航行之便利條件，實乃各種文化碰撞、磨合、吸收、融彙之最佳試驗場。揆諸明清兩代曆史，一方麵漢文化持繼不斷地湧入，成功滲透於本土民族文化之中。一方麵本土民族文化亦頑強延續，積極有效地改塑或重組漢族文化。故謂之為采借可，謂之為整合亦無不可。要皆證明無孤立封閉單元發展之文化，惟有相互交流涵化共同發展之文化。而總結其曆史經驗，無論得失利弊，斑斑史跡俱在，非特有利於了解吾國曆史文化之發展趨勢或演進曆程，而且亦可轉供今日建構所謂地球村民族交往模式選擇或參考，代表主體間性多元文化成功融合之典型範例，說明邊疆治理“王化”策略之成功。今日國際社會欲化解民族（宗教）衝突，中國經驗仍可為其提供有效解決之路徑。而無所不在之國家認同，亦為苗疆民眾之主動選擇。尤其華夏文化身份之選擇，無論自覺或不自覺，乃至出於策略利用或情感歸依，在在均足以說明國家“王化”開發拓殖力量之巨大，體現地方民眾生存或生活智慧之高明，反映國家與地方互動關係之微妙，大小傳統交流渠道之多樣，不能不成為清水江文明史研究之一大重要論域。
清水江文明史形態生動多樣，必須采取文獻與田野互證之方法，走出一條雙語或多語（如苗侗漢語）互證之解釋學新路徑，力求多方比勘對照，反複折衷互詮，以求獲取更可靠之實證成果。餘最近之所以提出重新發現苗疆曆史，乃是有感於書缺有間，文獻記載簡略，地方史跡若明若昧，清水江文明史大多沉晦不彰，乃至早已為人淡化遺忘，不能不憑借知識考古學之方法鉤沉發覆，以證長江中上遊文明仍有其可圈可點之處。舉例言之，清人視域中之邊疆治理大事，足以震動朝野上下者，乃至奏折廷議堆積如山者，長期以來以為凡有三件，均主要發生於康雍年間。一即開辟苗疆，再為經營西北，三乃收複台灣。三事互衡互較，清人以為開辟苗疆厥功最偉，不僅因為用兵時間長，奏議多，而且以為收獲大，功烈巨。試問何以如此？答曰。殊方異域，鹹入版圖，朝野上下紛紛上奏獻策，舉一國之力經之營之，最終則“生苗”化“熟苗”，“熟苗”化“民人”，“邊地”變“內域”，“新疆”變“舊邦”，清人豈能不視為邊疆治理之一大盛事乎？然晚近學者撰作通史，無論經營西北或收複台灣，均津津樂道，敘之綦詳，載之甚夥，惟一涉及開辟苗疆，則語默如諱，噤若寒蟬。偶見一、二論文，則多視為孤立之改土歸流事件，不知實乃西南、西北、東南相互關聯之國家治邊施政方略，尤其善後經營貫穿有清一代曆史，數千年“言類侏離”之地，竟成為多民族和睦相處之示範區，誠可謂當時後來之一大國是問題。不謂其為清人治邊之成就，不指出今人治史多有遺忘，學界一概對此始終不聞不問，又曷能對後世他人有所交待耶？
當然，如同薩義德《東方學》一書所提示，西方人表麵皆為研究東方而研究東方，為獲取東方知識而獲取東方知識，實質則憑借研究及其所獲取之知識，不斷抹黑東方，妖魔化東方。而無論抹黑或妖魔化，暗含目的則為征服東方，改造東方。就西方與東方落差甚大之價值梯級而言，西方人理性、和平、寬容、大度、合乎邏輯，東方人則幼稚、好鬥、偏見、狹隘，後者相對前者永遠皆為一他者化之異域，此正可謂西方之東方主義。餘近來發現日本學者筆下之清水江研究，也存在類似問題，可稱為日本之東方主義，不能不引起國人之高度重視。餘之研究取向，則主張反其道而行之，以客觀事實為前提，尊重地方少數民族之生存智慧，理理其文化選擇，表彰其文明創造，實出文化交流融合之整體地緣麵相，反思暴力衝實矛盾之局部流血過程。看到前者實為主流，後者則為伏流。文化發展之大趨勢從來皆為交流與融合，誰也無法任意抹黑此一基本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