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水江木材的流動過程中，漢族屯兵、商人、農民漸次入籍當地，使清水江下遊成為漢苗雜處的華夏與“苗疆”的邊界。在漢苗文化的涵化過程中，大多數漢族移民不可避免的經曆了土著化過程，“變漢語而侏離，易冠裳而左衽”。同時，在清水江區域木材市場的發展過程中，林業貿易與林業生產把土著族群整合進了統一的中國市場體係之中，強化了邊緣族群的國家認同，同時，也為國家統治權威深入這一地區奠定了文化基礎。從而出現了本文開頭苗民脅迫官府建縣的情形。邊緣族群主動接受漢文化並要求納入國家政治體製之中的情形在苗侗家譜中也屢有記載，如錦屏縣文鬥苗族《薑氏族譜》序言。“吾家自八代祖春黎公，於順治年入文鬥，以移風易俗為己任，人皆樂從，幸得如願。吾祖雖不得謂有過化存神之功，亦可謂開化此帶之偉人也。至鳳台公約齊各寨輸糧入籍，可謂繼述有子矣。”
清朝雍正時頒布了聖諭廣訓，大力提倡“立家廟以薦烝嚐，設家塾以課子弟，置義田以贍貧乏，修族譜以聯疏遠。”宗族製度成為王朝國家整合民間基層社會秩序的重要工具。“經聖天子武功文教”和“各大吏承流宣化”，至乾隆末年，在當地民間碑文中，我們便能看到。“聖朝教化已久，諸苗無異於民”的句子。於是，清水江下遊的苗侗宗族製度的建構便在此情境下勃然而興。乾隆以降，清水江下遊苗侗土著民族紛紛仿造漢族建宗祠、修家譜，並通過移民記憶與祖先溯源而建構華夏世胄的正統文化身份。邊緣族群為了建構正統性文化身份，就必須建構華夏祖先及其移民“苗疆”的曆史記憶。於是，我們便在苗侗家譜中看到了諸如“平苗”“征苗”的敘事模式，以便把自己華夏世胄的正統身份與“苗蠻”區分開來。如《樂氏族譜》的一則序言把這種書寫模式發揮得淋漓盡致。
粵稽受姓，始出桐門。南陽立業，豫章盤根。烈烈先猷，既蛟騰而鳳起。威威世德，亦武烈而文馨。既翹翹於先世，複赫赫於雲孫。若夫係出帝胄，詳發宋疆。於萬斯年，百世其昌。忻遷喬之高兮，相武陵之寧府。卜卯居之吉兮，擇定海之錢塘。何其蠢爾南蠻，或敢距乎大邦。致使巍乎巡院，因得與夫戎行。督戰之功既高，固標名於千載。孤忠之心堪憫，家因落業三湘。胡為醜夷難靖，黔疆忽叛易生，天威赫臨大定，旋歌永清。鞏固國基，屯堡綢繆。式廓輯寧邊境，忠義編籍汶濱。枕戈荷戟，效忠忱於樂土。涵濡德化，讓禮樂於戎兵。
這段敘事講敘了樂氏的祖源與移民湘黔的經過。樂氏出於帝胄，發源於春秋宋國。明初，其祖尚卿公官巡按，敕征“楚苗”，遂由原籍浙江錢塘戍邊湖南靖州。明永樂二年武騎尉忠義郎書溪公督兵征平叛逆楊易生，遂安插天柱汶溪千戶所，成為樂氏入籍天柱的始祖。整段敘事流露出“天朝上國”對“蠢爾南蠻”的傲慢與鄙視。敘事中的“叛逆”楊易生名不見經傳，他更像是樂氏宗族建構的一個“南蠻”的象征。從書溪公明永樂二年（1404）入遷天柱，到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樂氏首修家譜時，其間相距了415年，曆史長河為後人提供了想象的空間，誰又能去辨別它的真偽呢？
苗侗宗族製度的核心是宋明理學的綱常倫理思想，各個姓氏的家譜裏都要不厭其煩地陳述理學宗法思想，如天柱《陳氏族譜》一則序言所說。“程子曰。管攝人心，睦宗族，厚風俗，修禮教，敘彝倫者，家乘其要也。故家有乘，猶國有史。史陳時政以教忠，乘紀氏族以教孝。其重一也。”天柱《李氏族譜》也說。“宗法廢而後譜係不清，則上下尊卑無所分，倫理乖張矣。要惟宗法興，譜牒明，則雖代遠，子孫始有所統，孝弟之心，油然而生，不至視如途人。譜其關於正教大矣。”
總之，苗侗宗族製度是對宋明理學綱常倫理思想的傳承，是邊緣族群國家認同的體現，是王朝國家推行教化政策的工具，是清水江下遊邊緣族群步入王朝國家體係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