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蠡，字少伯，楚國人，越王勾踐的重要謀臣。他曾協助勾踐抵禦吳國，越國失敗後，隨勾踐赴吳為質數年，靈活地應付了在吳國的各種複雜情況。回國後他幫助勾踐礪誌複仇、刻苦圖強，經過戰略上的全麵準備，終於使越國滅亡吳國，創建了霸業。後來，他洞察到了越王機險陰狠的為人品格，遂辭別越王，遁入五湖（太湖流域一帶的湖泊），不久，使人載取妻子，遊入齊國，稱鴟夷子皮，仕為上卿。其後又棄官隱於陶（今山東定陶西北），自號陶朱公，以經商致富，據傳他曾寫有《致富奇書》。勾踐在範蠡離越而去後追之不及，因念其大功，使工匠在自己的座側鑄範蠡銅像以誌紀念。
範蠡的政治活動是在越國，輔佐越王反亡為霸、轉衰為興，構成他一生政治活動的全部內容。從《左傳》上看，範蠡首先是一個政治理論家，他以自己簡約深邃的理論指導了越國戰略策略的製定，並在自己的政治實踐中將其身體力行，越國霸業的創建顯示了他作為春秋末年政治理論人物的特色。
順應“天時。”
作為一名政治理論家，範蠡非常重視客觀環境和外部條件的作用，甚至將其看成是政治行為成敗的決定性因素，認為“必有以知天地之恒製，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主張“隨時以行事”，“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他反對背離客觀實際的任意妄為，提出“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認為“爭者，事之末也”。把違背天時的主觀用事看成是不好的行為。越王勾踐即位後，與他商議伐吳之事，他根據自己應天順時的思想，提出了如下的治國理論：“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他首先認為保守成業應該效法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從而持盈保泰，他反對勾踐不顧客觀情況而伐吳，勾踐未聽他的勸諫，興師戰吳，敗於會稽。勾踐在喪敗之餘召他商議，他這次著重強調了“定傾者與人”，認為安定國家，免除危難必須取得人心，人道好謙，傾危之中，應當“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提出了向吳國卑詞乞和、以身為質的策略方針。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他向勾踐提出向吳王嚐糞診疾，以取歡心的建議。勾踐去吳三年回到越國，與範蠡商議複仇之策，範蠡這次著重強調了“節事者與地”的思想，認為成事應當法地，地有包容萬物的全麵性，在萬物的自然發展中成其功利。他主張越國應當等待天時的變化，如果“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後來，勾踐一度急於伐吳複仇，範蠡勸諫說：“強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他認為伐吳的時機尚未成熟，勸勾踐說：“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他向勾踐提出了修兵練武的主張。
範蠡特別強調政治行為應從客觀情況出發，順時應天，以此“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主張將人的能動性與客觀實際相配合，以取得事情的成功。但總的來講，範蠡的思想理論特別注重對客觀實際的遵從，他認為客觀環境具有不斷變化的必然趨勢，“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人隻有等待客觀環境變化到有利的時機，在這種條件下積極努力，事情才能成功。
範蠡將自己應天順時的思想用於軍事鬥爭，製定了待時擊敵的策略，勾踐伐吳報仇時，兩軍對陣，吳國出兵挑戰，範蠡力勸勾踐勿戰，以等待戰機。他解釋說：“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必順天道，周旋無窮。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他提出了天地萬物贏縮轉化的觀點，認為敵軍剛來，銳氣正盛，應等其剛陽之氣耗盡後以兵攻之。
範蠡應天順時的思想絕不僅僅是單純的消極等待，其中包含了在成熟時機下的積極進取。他認為：“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他將這種思想用之於對吳國的最後處理。吳國戰敗後，派人向越國乞降請和，欲效法昔日越對吳的故事，勾踐起先準備許諾，範蠡勸諫說：“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不成，天有還形。”“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他認為辦事應以天時為功用，不應違背天時而自遭懲罰，並提醒越王要防止吳國像越國一樣由衰轉盛，主張乘時滅掉吳國，勿使再興。越王同意他的見解，但又覺得不好推卻吳國的使者，於是範蠡出麵對吳使說：“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製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以上均引自《國語·越語下》）他認為客觀情況如果具備了勝敵滅敵的條件，就應當抓住時機，消時是一個贏縮轉化、陰陽互變的運動過程，人應該辨清形勢，努力不怠，在情況不利的時候盡其陰柔，耐心等待，而在時機成熟的時候積極努力，爭取成功。根據這種思想，他向越王提出過治理國事的三條原則，提出過待機擊敵的軍事策略和滅掉吳國的主張，對越國的政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