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瑤，春秋末晉國執政者，他是三家分晉前的一個過渡性人物。晉國在春秋之初經過長期經營，基本上穩定地保持了晉文公所開創的霸業，然而在春秋後期，國家的實權逐漸落入六卿之手。
不久，範氏和中行氏在內訌中被攻滅，止存智、趙、魏、韓四卿。智瑤執國政時，四家聽說齊國之臣田氏弑君專國，受到鼓舞，於是私自立議，各擇據地，以為封邑，致使晉國公室之邑，反少於四卿，晉公也無可奈何。晉國君主晉出公憤四卿專權，秘密乞兵於齊魯，請伐四卿，而兩國的實際執政人反將其謀告訴智瑤，智瑤遂與其他三卿趙無恤、魏駒、韓虎，集合四家之眾，以武力驅逐了晉出公，另立晉哀公為君。自此，晉國大權，盡歸於智瑤，智瑤權尊勢重，遂有弱三家而代晉之誌。
當時智瑤號為智伯，為伯爵；其他三卿分別稱為趙襄子、魏桓子、韓康子，看來均為子爵，智瑤爵高一等，且掌晉國實權，智氏的勢力又比各家稍強，在四卿的政治爭鬥中占有一定的優勢。然而，由智瑤首先挑起的政治爭鬥，卻以智氏的滅族而告終，這一結局完全是由他本人貪利愚魯、少智寡謀而導致的。
私欲肆虐而樹敵
智瑤身邊有一批忠謀之士，為了實現代晉之誌，他召集家臣仔細商議，最後決定以與越國爭霸為名，讓韓、趙、魏三家獻地納賦，通過弱三家而強智氏，將此作為代晉的準備步驟。智瑤於是派族弟智開至韓府，對韓虎說：“吾兄奉晉侯之命，治兵伐越，令三卿各割采地百裏，入於公家，取其賦以充公用。”（第八十四回）智開離去後，韓虎對自己的臣下講：“智瑤欲挾晉侯以弱三家，故請割地為名，吾欲興兵先除此賊。”謀士段規獻計說：“智伯貪而無厭，假君命以削吾地，若用兵，是抗君也，彼將借以罪我，不如與之。彼得吾地，必又求之於趙、魏，趙、魏不從，必相攻擊，吾得安坐而觀其勝負。”（第八十四回）韓虎同意段規的意見，於是，次日畫出地界百裏之圖，親自給智瑤送去。與此同時，智瑤還派人去魏府索地，魏駒準備拒絕，其謀臣勸諫說：“求地而與之，失地者必懼，得地者必驕，驕則輕敵，懼則相親，以相親之眾，待輕敵之人，智氏之亡可待矣。”魏駒覺得這種看法有道理，也將萬家之邑獻出，智瑤派人向趙府索地，趙無恤發怒說：“土地乃先世所傳，安敢棄之？韓魏有地自予，吾不能媚人也！”（第八十四回）智瑤聞之大怒，率領智氏全部兵甲，並邀韓魏兩家共攻趙氏，相約滅趙之後，三分其地。於是，以智氏為首的三家軍隊聯合起來，將趙氏包圍於晉陽（今山西太原市南晉源鎮），猛烈攻打，開始了晉國內部各政治集團間的殘酷爭鬥。
智瑤憑借手中的特權，想要借機擴大自己的勢力，這一目的的實現當時在戰略上可以有三種方案：其一是在自己的封地內勵精圖治，造成雄厚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等待機會，以圖進取；其二力，逐步造成和拉大自己的相對強勢；其三是以某種借口削三家之地，補充自己。這三種戰略方案各有不同的優缺點，但從總體上看，前兩種方案雖然曆時長、見效慢，但穩妥紮實，是比較切實可行的。智瑤選擇了第三種方案，其見效快，但風險是較大的。
智瑤以與越爭霸為借口，削三家之地以壯大自己，這一方案的實施並非絕無把握；然而，智瑤在方案的實施中忽視了以下的方麵：第一，他以伐越為借口，但並沒有相應的行為作配合，使三家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欺騙，導致他們事實上的憤而不滿。第二，春秋末期，人們利益觀已明顯提高，韓魏兩家在當麵沒有任何異議就獻出了大片土地，不可能沒有利益上的計較。智瑤或者認為兩家為伐越的美名所蒙騙，或者認為兩家不敢逆命而行，這都是過分地低估了對方。第三，趙氏公開對抗，智瑤率私甲全力討伐，這就把自己原本所有的私欲赤裸裸地暴露於天下，造成了對自己不利的政治和輿論環境。
在晉國四卿的政治爭鬥中，智瑤首先向三家發難，韓氏抱著將智氏之禍水引向趙魏，坐山觀虎鬥的想法獻出了土地；魏氏采取對強硬對手欲弱故強，對利益欲取先予的策略獻出了土地，兩家表麵上均就範於智氏，於是，智瑤建立起更為強大的聯盟進攻趙氏，似乎是必勝無疑。然而，政治鬥爭有一條萬古不易的規律，那就是，各政治集團都按自己的價值標準永遠在避害趨利。智瑤在削三家之地的同時，就把自己置於和三家對立的位置，這一出自利益的政治對立是無法消弭的。在四卿的公開鬥爭中，智瑤與一個對手相對抗，又請來另外兩個對手為自己幫忙，實在是成敗難卜，凶多吉少。
惟我獨尊的輕狂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