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裏，“我們”是使用頻率最高、最久的詞彙。許多人，譬如說我，說“我們”比說“我”更自如。在長期的熏陶下，“我”這個詞顯得自我甚至粗暴，而“我們”更廣大包容，隨波逐流、謙遜不得而得。
說“我們”可以給自己壯膽，但每一個人在吃飯、睡覺、走路、點辛苦賺來的鈔票時，都隻有一個“我”，“們”不知在何處。在悲傷、沮喪、恐懼的時候，更是“我”自擔當，別人不問，“我們”更不會替“我”擔待分毫。“我”割掉了闌尾，別人的闌尾還在。“我”在夜空中發現了一顆美麗的大星星，別人可能正唱卡拉OK。
社會忽略“我”而重視“們”，很容易讓責任流失。暖氣是由供暖公司的“我們”燒的，有一些交了采暖費而室內溫度結冰的住戶是少數，屬於“我”。“我”打電話給“我們”，都是“們”接，卻找不到一個負責的“我”。報載，沈陽市副市長把供暖公司的責任人招來斥責一番，說：煤炭價格便宜了，暖氣燒不熱還有沒有良心？暖氣隨之而熱，副市長說話的卡路裏含量比山西的煤還高。在責任不清、體製不順、誠信缺失的情況下，“我們”起不到什麼好作用。
三十年前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最先拆散了“我們”，也拆散了惰性。“我”種糧勝過“我們”。在精神領域，“我們”的存在常常表現為一窩蜂，甚至表現為社會學所說的“暴民心理”。“我”砸學校的玻璃是犯罪，“我們”砸學校所有的玻璃則是“盛大的節日”。這在“文革”中屢見不鮮。“我們”秉持現成的思想，省去了獨立思想的麻煩。別人怎樣想，自己就怎樣想。這是“我們”最鮮明的精神特征。思想被統一配置之後，“我們”的創造力隻會下降而不是上升。自主創造能力的“自”是“我”，而不是“們”，即使跟“們”有關，也是“們”當中的一個個獨立釋放自我的創造力。科學進步如此，藝術也如此。人看藝術，看的隻是“我”的個性。繪畫史隻有一個齊白石，而“齊白石們”是東施的集體筆名。春晚之所以越來越讓觀眾膩歪，是“我”少“們”多。“我”是做事的，“們”是幹預的，“我”最後被融化到了“們”裏，變成“我們”，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