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件事上來看，餘秋雨未必把他的“文革”問題看得那麼重，他真正在乎的並不是問題本身。餘秋雨之所以惱羞成怒，無非就是因為自己的威望受到挑戰，不能容忍居然有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居然敢對他不為尊者諱。說到底，是名人心理在作祟。由餘秋雨的熱衷於出鏡，可以看出他的好名，好名者，必為名所累。餘秋雨就是因為在名上這麼輸不起，涉及名的問題才會這麼敏感，捍衛名的時候才會這麼愚蠢……他以為是聰明。這是相當一部分當代中國作家共同的精神病症。這個由聲聞過情的“著名”作家構成的寫作群落，基本上不關心自己時代的大問題，既沒有自我批判的自覺，也沒有批判社會的勇氣。餘秋雨不但熱衷於出境，而且還熱衷於給人頒獎，熱衷於在電視媒體露臉，熱衷於去喧鬧的地方湊熱鬧，到處都是他的電視鏡頭，到處都有他的博客，他不放棄任何一個可以使他獲得名望的機會。他因為對市場和體製的迎合與取媚，而成了我們這個性質曖昧的時代的最大受益者。他因為靠著名氣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因此便把它看得像生命一樣重要。他虛妄地高自標樹，偏執地認為誰若批評他，誰就在踐踏他的尊嚴，就在破壞他的名望，他認為那是一種猶如“權力”一樣取用不竭的生存資源，誰也別想肆意破壞。
正因為把“名”看得高於一切，所以麵對別人的批評，餘秋雨的反應就顯得庸俗而可笑。他像其他幾位心胸狹窄的“著名”作家一樣，把正常的批評當作謾罵，說那些“罵”他的人，“都是曾經跟他套過近乎、想把他捧上天的人”，或者索性從動機上否定自己的批評者，認為他們“想靠他出名”。麵對批評的時候，餘秋雨總是質問別人批評背後的動機，而根本不在意批評本身，難道批評的動機比批評本身還重要嗎？同樣的質疑精神為什麼不用於自身呢？這是極有力量的一問。舍事誅意，窮究動機，是難免要流入人身攻擊和道德毀傷一路的，也必然會把批評降低為無聊下作的侮蔑和充滿敵意的羞辱，而這無論對批評者，還是被批評者，都是有傷尊嚴和體麵的事情。
餘秋雨不是文學大師，他可以稱之為散文大家，可以稱之為文化學者，但他絕對稱不上文學大師。文學大師與散文大家是兩個概念。文學包括各種體裁各種文體的藝術，它是一個龐大的概念，而散文僅僅是其中一片綠葉而已，而文學又是文化的其中一個類別。餘秋雨可以說是研究文化的一個學者，他與魯迅這樣的文學大師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我們不能盲目地崇拜他，他口口聲聲地談中國文化，卻沒有領悟到文化的精神。所有的文化都是以人文為基礎的，文化體現著為人的精神。真正的文化能改變人，能從混亂中將人類拯救出來。文化的使命和任務就是要將尋常自我、普通自我或低級自我，提升為優秀自我，賦予他們以理性的人性或博大的人性。餘秋雨是一個“偽人”，他誤解了文化的內涵，他不是在尋找自我，而是在標榜自我，他把普通自我純粹演變成了私欲的體現，把自己提升為聖人，而且是不容別人置疑的。他缺乏這種理性的人性和博大的人性，他已經將普通自我的欲望，抬高到了普遍的、哲理性的、了不起的高度。我對餘秋雨鄙夷不屑的緣故就是，他儼然是一個披著文化外套，塗抹著文化口紅招搖在中國文化界和學術界的一個偽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