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好高騖遠地玩味中國文化，卻無一精通，他沒有一部可以為中國文化起到“奠基石”作用的專著，那些閑散的遊記式散文，雖然有知識有文化底蘊，但也不能評價為是經典，中國的經典著作屈指可數，除了古人留下的一些經典著作之外，中國自近代、現代到當代根本就沒有什麼可以真正能評定為經典的著作。餘秋雨隻是“五四”以後在中國文化陷入貧瘠時玩弄起文化的幸運者。餘秋雨的“作品”，隻要一出籠，立即就會有一些“批評家”肉麻而不著邊際地吹捧它，明明這部作品的語言很成問題，可偏偏就有人敢說他的語言如何如何成功，是對漢語寫作的語言層麵的貢獻；明明這部作品思想蒼白、趣味低下，可偏偏就有人要說它深刻地揭示了知識分子在特殊的社會轉型時期的內心痛苦的精神曆程；明明這部作品讓人一頭霧水不知所雲，可偏偏就有人要附和作者改造讀者的奇談怪論，說是隻要耐心一些是不難讀懂的；明明這部作品無論從哪個方麵看都乏善可陳，可偏偏就有人要以不容置疑的語氣向世人宣布：這是一部大作品，是要流傳下去的，而把任何對這部作品的道德譴責和倫理批判，都當做落井下石的可恥行為。當然作為回報，餘秋雨也會按照商業時代的互利原則來吹捧批評家，總之，批評家與作家的這種腐敗性合謀，不僅使得缺乏製約的消極寫作呈現出瘋狂泛濫之勢，而且還嚴重地敗壞著文學批評的聲譽和威望。
餘秋雨近期大講社會公德，殊不知社會公德是基於個人品德上的，像他這樣的假君子真小人是沒有資格談社會公德的。他在媒體的火爐中被煆燒的金光璀璨，其實他一點也不自信，因為他也能意識到這種表麵上的東西，最終會摧毀他那些根基不深的文化觀點。他缺乏自省，他文過飾非，他斯文掃地，他不但做作而且還矯情。他到處在泡著能為他爭得更大聲望的地方，什麼低俗的“青歌賽”、“超女”他也不能放過，這位大使現在已經逐漸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娛樂圈人士。他把這些在商業利益驅動下的東西也能看成是文化，並美其名曰“流行文化”，他把自己當作中國文化定論者和中國文化裁判員。當拿到一筆豐厚的獎金時，所以他就為“超女”標榜：“我們用寬容的心態好不好……文化為什麼要有那麼明確的典範性的存在呢？流行文化的特點就是勢頭猛、來的快……”，他很會為自己做鋪墊，他也知道這種東西是帶有“傳染性”的。所以他為了避免因言獲罪，推尚克己隱忍、避忌怒火中燒，便有了聰明的遠禍全身的妙訣良方，機智地高舉起“寬容”旗幟：“我們就要允許它在一段時間的非常大的熱度。”否則，他恐怕超女的FANS們會毫不留情地將攪拌著惡語和詆毀的磚頭砸向他。他是無法忍受別人說他“不好”的，麵對批評，他大為不屑地嘲笑，還送給它一個時髦的雅號：憤青。然而他這樣的嘲笑是淺薄的，是對青春的侮慢，是對憤怒的褻瀆。他根本不了解這些充滿向往的不滿和充滿正義感的憤怒，是一種神聖而莊嚴的精神現象。而餘秋雨可以隨時轉舵，隨時執中，他不是一值得敬仰的大師。
在我看來，餘秋雨算作一個成功的散文家，他有我們這些普通人身上所有的缺點，他不是文化聖人，也不是文化偉人，他更不等於文學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