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哪裏開罪了韓寒，令他的一些粉絲憤怒至極，連日群起而攻之。我曾寫過一篇《韓寒：閃光的不隻是金子》（發表於《文化藝術報》2005年9月），那時候也有很多人說我拍韓寒得馬屁，事實上我沒有因“拍”而得名。前幾天我在一篇雜文中提到韓寒，其實我並沒有批判他的意思，隻有數語僅止於批評，主要是希望愛護韓寒，不要將其神話。而很多人卻說我罵韓寒是炒作，而事實上我也沒有因“罵”而出名。“名”這個勞什子能讓一個人正常的生活變得不正常，能讓一個正常的人變得不正常，我並不稀罕，多年來也力勸和我一樣的寫作者不要太注重此。可悲的是，如此之勸告於古或能行之有效，而於今則被人譏為扞格之謬論，有如東風射馬耳。總之還是希望不論是誰，包括韓寒的粉絲都能理智、正確地看待韓寒，什麼“偉大的、英雄的韓寒”實在是不名譽，一個人一旦被真正的神話，那他也隻能成為一個傳說了。
韓寒的某些作品確實可以博人一粲，裏麵有遊戲性質的鬧劇（如《他的國》）；也有諷刺和調侃（如《光榮日》），但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喜劇，真正的喜劇是與悲劇有著相同之價值指歸和精神語法的；還有近乎胡鬧的愛情遊戲（如《一座城池》），但很難看到真正意義上的“杯具”；韓寒蔑視崇高，所以在他的小說裏有小情小調的感傷（如《長安亂》）。韓寒的走俏與走紅與王朔同出一轍，正是因為他們以無價值的東西滿足了一些讀者低俗的心理需要，僅此而已。如果說郭敬明的作品賺足了粉絲的廉價的眼淚，那麼韓寒的作品則賺足了粉絲的消極的心理，而後者的危害遠遠大於前者。但是他們為什麼能走紅？因為當今之時，一切皆淪為商品，作家的名字猶如商標，名氣越大，其作品之商業價值就越大，作家的“大名”能讓讀者和出版社的編輯喪失鑒別的能力，能讓評論家失去評判的自信，隻要看到作家的大名，編輯會不擇手段地去出版，而評論家則會失去原則地強加溢美之詞，賦予作品一些其實並不具備的特征、價值和性質，他們的粉絲也會情不自禁地產生一種膜拜和趨奉的心理衝動。
有人說韓寒誠實、坦率、敢說別人不敢說的話，因此成為不少人心目中“敢掄敢砍”的“英雄”。韓寒的“坦率”和“誠實”，確實贏得了不少人的歡迎和信任。他敢於自我作賤，所以他說“文壇是個屁誰也別裝逼”，在一個具有“仇智傾向”的社會，挖苦知識分子無疑是一種明智可行的策略。他能很“聰明”的說出Crotch of the Central這樣的話，“暗喻”一種一些人聽了非常“解恨”的某某，同樣成功地迎合了一些人的消極心理。說穿了這就是後人跟著前人揚黃塵，這種王朔式的坦率和誠實並不是積極的道德姿態，它就是一種麵對“大眾”的話語策略，是逮住誰就滅誰的“叛逆”和“激進”，如果把類似於這種“造反”性質的話語策略當成是針砭時弊的“革命”，那也不是什麼具有理性目標的“革命”。與其說韓寒因誠實和坦率贏得了讀者，不如說他是用“痞”味十足的語言，進行意識形態化的“起哄”和調侃，而受到了一些人的歡迎。
韓寒說自己“是全世界最聰明絕頂的人”，其實他的俏皮僅止於那些市井小人無聊的文化笑話，他的油滑也僅止於那些街頭巷尾閑談的政治笑話，的確在某些特定的場合這種笑話是紮人的，紮疼別人的同時我們也看到了韓寒一臉的壞笑。韓寒這種嘲弄一切的“玩主”做派，恰恰給那些充滿內心壓抑和失去價值觀的人，提供了釋放的話語資源和安全通道，滿足了相當一部分人的消極的心理需要。他“聰明”到用幾句話就能概括一個時代，但也僅止於“維持大麵，皆大歡喜”，他“英雄”到能把政治放在玩笑中“憤世嫉俗”，其實隻不過是嘴頭滿足，略有刺激；他把喜悅的與悲傷的，粗鄙的與優雅的，調侃的與嚴肅的各種語言拉到同一水平線上，所以他說“低級趣味也是趣味”。Crotch of the Central即便有萬般不是，但把它當做“革命”目標的人也不見得有多道德和高明。如果說Crotch of the Central像他認為的那樣的可惡，那麼他跟這種“可惡”的東西在一個精神平台上比長量短，這更不能說明他的智商是全世界最高的。
首先肯定地說，我也喜歡韓寒，但我不喜歡被神話的韓寒。看到有一些很不著邊際的話，說韓寒伸張正義，為民做主，為“國計民生”而“冒著生命危險”與一切的“Crotch of the Central”對著幹，因此說韓寒是“當代魯迅”，把他塑造成一位“聖鬥士”，甚至將他塑造成當今的“救世主”。我也知道這是他的一些瘋狂的粉絲以及一些不負責任的媒體強加給他的“榮譽”。而韓寒的作品蔑視和躲避崇高，以及回避價值判斷實乃當代中國文學的一個消極現象，不宜簡單鼓勵，也不宜片麵肯定。我們絕不能前門趕走“假崇高”，後門請來“真小人”，更不能前門請走“偽君子”，後門邀來“小痞子”。這年頭小人層出不窮，並且泛濫成災，社會風氣中一些最起碼的“是非道義”近乎韜聲匿跡了，所以看待像韓寒這樣的“叛逆”和“激進”，需要我們客觀的分析和理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