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批判者想要讚揚或者指責當事者，他們必須盡可能地完全站到當事者的立場上去，也就是說，一方麵必須去搜集當事者所知道的一切情況和產生行動動機的一切情況，另一方麵又必須拋開當事者當時不可能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一切情況，首先必須拋開結果。不過，這僅僅是人們努力追求的目標，實際上是不可能完全達到的，因為產生某一事件的具體情況，在批判者眼裏和在當事者眼裏決不會是完全相同的。有一些可能影響當事者決心的細小情況已無從查考，有一些主觀的動機也從來沒有提到過。這些主觀動機隻能從當事者本人或同他十分親近的人的回憶錄中去了解，但是在回憶錄中關於這方麵的問題往往寫得很不詳細，或是有意不寫真情。因此，當事者所了解的必然有許多是批判者所不可能知道的。
另一方麵，批判者要想拋開他們比當事者了解得多的情況就更為困難了。如果要拋開偶然發生的事情，即同事件本質沒有聯係的事情，那還是比較容易的，但是，要拋開一切重大的事情就非常困難了，而且不可能完全做到。
我們先談談結果。如果結果不是偶然產生的，那麼知道結果以後再判斷產生結果的事物，就幾乎不可能不受已知結果的影響，因為我們是在知道結果的情況下觀察這些事物的，而且其中有的部分隻有參照結果才能完全了解並給予評價。戰史的所有現象對批判來說都是教訓的源泉，批判者用全麵考察曆史所得到的認識來闡明事物是很自然的。因此，他有時雖然想拋開結果，但卻不能完全做到。
不僅對結果是這樣，對事前發生的情況，也就是對那些決定行動的情況也是這樣。這方麵的材料在大多數情況下批判者要比當事者知道得多，也許有人認為完全拋開多知道的那些情況是很容易的，但實際上並非如此。當事者對事前和當時情況的了解不是隻靠確實的情報，而是還要根據大量的推測或假定，即使要了解的情況不完全是偶然的，也幾乎都是先有假定或推測，爾後才有情報的，因此在得不到確切的情報時，就隻有用推測或假定來代替了。不難理解，實際上已經知道事前和當時情況的後世的批判者，當他在考慮當事者不了解的情況中，哪些情況的可能性較大時，他本來不應該受多知道的情況的影響。可是我們認為，要想完全拋開多知道的情況，如同要拋開結果一樣，是不可能的，原因同上。
批判者讚揚或指責某一具體行動時，站到當事者立場上去的可能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很多情況下，批判者在這方麵能夠滿足實際要求，但在有些情況下，卻完全不能滿足，這一點不能不注意到。
但是要求批判者同當事者完全一致，既不必要也不可取。在戰爭中像在一切活動中一樣，需要的是經過鍛煉的稟賦，這樣的稟賦稱為造詣。當事者的造詣有高有低，高的可能比批判者還高，哪個批判者敢說自己具有像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侖這類人物的造詣呢？因此，如果對一個具有偉大才能的人可以進行批判，那麼就不能不允許批判者利用比當事者知道得多的這個有利條件。所以批判者在對偉大的統帥進行批判時，不能像驗證算術例題那樣，用偉大統帥用過的材料對他完成任務的情況進行檢驗，而是首先必須根據偉大統帥所取得的結果和他對事件的準確估計，來鑒賞他卓越的天才活動，了解他天才的眼光所預見到的事物的本質的聯係。
不管當事者的造詣如何，即使是最低的造詣，在對它進行批判時也必須站在較高的立足點上，以便掌握豐富的客觀的判斷根據，盡量避免主觀，避免把批判者自己有限的智力作為批判的尺度。
批判時站在這種較高的立足點上，根據對問題的全麵了解給予讚揚和進行指責，這本來不致引起人們的反感，但是如果批判者想突出自己，把經過全麵了解以後所獲得的全部高超見解，都說成是自己天才的表現，那就會使人反感了。盡管這種騙人的做法很容易看穿，但是虛榮心卻很容易誘使人們這樣做，因此很自然地會引起別人的不滿。更為常見的是，批判者完全不是有意要自吹自擂，隻是沒有特別注意防範，以致被性急的讀者認為是自誇而立即予以非難，說他沒有批判能力。
當批判者指出像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侖這類人物的錯誤時，並不是說批判者本人就不會犯這種錯誤，他甚至可能承認，如果他自己處於這些統帥的地位，也許會犯更大的錯誤；這隻是說他根據事物的聯係發現了這些錯誤，並指出當事者用自己的智慧本來是應該察覺這些錯誤的。
這就是根據事物的聯係進行的判斷，也就是參照結果進行的判斷。但如果隻簡單地用結果來證明某種措施是否正確，結果對判斷就有一種完全不同的作用。這種判斷，我們可以稱為根據結果進行的判斷。初看起來，這種判斷似乎是完全無用的，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像1807年弗裏德蘭會戰後拿破侖迫使亞曆山大皇帝媾和22，以及1805和1809年奧斯特利次和瓦格拉木會戰後迫使弗蘭茨皇帝媾和23一樣，1812年拿破侖進軍莫斯科時，一切都取決於能否通過占領這個首都和以前的勝利迫使亞曆山大皇帝媾和。因為如果他在莫斯科不能迫使亞曆山大媾和，那麼他除了撤兵以外就沒有別的辦法，也就是說他遭到了戰略上的失敗。我們既不想談拿破侖為了到達莫斯科曾做了些什麼，他是否錯過了很多可以促使亞曆山大皇帝下媾和決心的機會24，我們也不想談拿破侖在撤退時是如何狼狽不堪以及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也許就在於這次戰局的指揮。但問題依然如故，因為即使拿破侖在進軍莫斯科的過程中獲得了更輝煌的戰果，仍然不能肯定亞曆山大皇帝會感到恐懼而媾和，即使撤退時的損失並不那樣慘重，但總是戰略上的一個大失敗。如果1812年亞曆山大皇帝簽訂了不利的和約，那麼這次戰局也就可以同奧斯特利次、弗裏德蘭和瓦格拉木會戰相提並論了。相反，如果這幾次會戰沒有簽訂和約，拿破侖可能也會遭到類似1812年的慘敗。因此不管這位世界征服者如何努力，如何機敏，如何明智，決定戰爭最終命運的問題依然如故。難道人們根據1812年戰局的失敗，就可以否定1805、1807和1809年的戰局，斷言這幾次戰局都是不智之舉，其勝利不是理所當然的？難道人們就可以認為1812年的結果才是戰略上理所當然的，才是幸運沒有起作用？這種看法恐怕是非常勉強的，這種判斷恐怕是非常武斷的，可能有一半是沒有根據的吧！因為沿著事件之間的必然的聯係，沒有人能夠看到戰敗的君主的決心。
然而我們更不能說，1812年戰局本來應該取得與前幾次戰局相同的結果，其所以沒有取得這種結果是某種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因為我們不能把亞曆山大的頑強看成是不合理的。
比較恰當的說法是，拿破侖在1805、1807和1809年對敵人的判斷是正確的，而在1812年對敵人的判斷是錯誤的，在前幾次戰局中他做對了，而在1812年他做錯了。我們之所以這樣說，因為結果是這樣告訴我們的。我們說過，戰爭中一切行動追求的都隻是可能的結果，而不是肯定的結果。那些不能肯定得到的東西，就隻好依靠命運或者幸運去取得。當然，人們可以要求盡量少地依靠幸運，可是，這隻是對某一具體場合說的，也就是說，在具體場合可以盡量少地依靠命運或幸運，但並不是說不確實性最少的場合總是最好的。假如要這樣說，那就同我們的理論觀點有極大的抵觸。在有些場合，最大的冒險倒表現了最大的智慧。
在當事者不得不依靠命運的情況下，他個人似乎既沒有任何功勞，也不負任何責任。盡管如此，當我們看到他的希望實現時，就抑製不住內心的興奮，看到他的希望落空時，又會感到不愉快，而且對當事者正確與否的判斷，並不一定就是我們根據結果做出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從結果中找到的――結論。
不能否認，當事者的希望實現時所以令人興奮，落空時所以令人不快，是由於存在著一種模模糊糊的感覺，似乎憑幸運得來的結果和當事者的天才之間有一種微妙的、不易察覺的聯係，而且我們也很樂意設想這種聯係確實是存在的。如果一個當事者經常勝利或失敗，我們對他的感覺就會逐漸加深而趨於固定，這就為上述見解提供了證明。從這裏可以看出，為什麼幸運在戰爭中要比在賭博中高貴得多。一個幸運的軍事家隻要在其他方麵沒有損害我們對他的好感，那麼我們就樂意考察他的事跡。
在批判時，當人的智力所能推測和論證的一切都已考慮過以後，凡是深藏於事物之中的神秘聯係沒有通過明顯的現象表現出來的那一部分，就隻能讓結果來說明了。批判者一方麵應該維護這種根據結果進行的判斷，使它不受粗暴意見的非難，另一方麵應該反對濫用這種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