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兵力分為兩部分的部署，有被卷入一次前哨戰的危險。如果麵臨的是一個堅決的敵人，那麼，這種前哨戰在最有利的情況下也隻能是一次大規模的對抗，它不能成為防禦者所期望的決戰。防禦者即使判斷正確，懂得避開這條路，暫時把兵力分開進行抵抗，也總會大大削弱打擊的力量，而且人們永遠也不能擔保，先去迎擊敵人的那些部隊不會遭到很大的損失。不僅如此，這些部隊進行抵抗時通常最後都要向趕來的主力部隊退卻，這往往給主力部隊造成戰鬥失敗和措施錯誤的印象，這樣，就會極大地削弱精神力量。
第二種手段是運動陣地上的集中兵力到敵人企圖迂回我方陣地的道路上去攔阻敵人。防禦者運用這種手段時容易因貽誤戰機而陷入兩種措施都用不上的困境。其次，防禦會戰要求統帥沉著冷靜、深思熟慮、了解（甚至熟悉）地形，而這一切在倉促地去攔阻敵人時是做不到的。另外，可以作為一個良好的防禦戰場的陣地，並不是在任何道路上或在道路上的任何地點都可以找得到的。
與此相反，第三種手段，即從側麵襲擊進攻者，也就是迫使進攻者變換正麵來進行戰鬥，卻是極為有利的。
首先我們知道，在這種情況下進攻者往往會暴露自己的交通線（在這裏是退卻線），而防禦者，就其總的情況來看，特別是就其部署所應具備的戰略特點來看，卻處於有利地位。
其次（這是主要的一點），每一個想從防禦者側旁通過的進攻者都會在兩種完全對立的意圖之間舉棋不定。為了到達進攻目標的所在地，他本來想前進，但為了對付時刻都可能遭到的來自側麵的襲擊，他又需要隨時準備把兵力轉向側方，而且要集中兵力進行還擊。這兩種意圖是相互矛盾的，內部關係會因此極度混亂，進攻者很難采取符合各種情況的措施，在戰略上很可能處於最不利的境地。假如進攻者確切知道將在何時何地遭到襲擊，他當然能夠巧妙靈活地采取一切對策。但是，如果在他不了解情況而又必須前進的情況下發生了會戰，他就不得不倉促地集中兵力應戰，也就是說肯定是在不利的條件下應戰。
如果說防禦者也有發起進攻會戰的有利時機，那麼，這個時機首先就是上述情況出現的時刻。如果我們再考慮到，防禦者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了解地形和選擇地形的有利條件，他的行動還可以先作好準備並在行動中保持主動等，那麼我們就不會懷疑，防禦者在這種情況下比他的敵人占有決定性的戰略優勢。
因此，我們認為，防禦者集中兵力據守在選擇得當的陣地上，可以沉著地等待敵人從自己側旁通過。即使進攻者不攻擊防禦者的陣地，即使就當時的情況來說威脅進攻者的交通線是不適當的，防禦者仍然有從側麵進行襲擊以求決戰的有利手段。
在曆史上我們之所以幾乎沒有看到過這種情況，一方麵是因為防禦者很少有勇氣堅守這樣的陣地，通常他們或是把兵力分割開了，或是倉促地橫向行軍和斜向行軍轉移到進攻者的前麵去了，另一方麵是因為進攻者在這種情況下通常不敢從防禦者側旁通過，而是停下來不再前進。
在這種場合，防禦者被迫進行進攻會戰。於是他就不得不放棄以逸待勞、堅固的陣地和良好的築壘工事等有利條件，一般情況下，使進攻者在前進中遭到截擊陷入不利處境並不能完全抵償防禦者自己失去的那些有利條件，因為進攻者正是為了避開防禦者的這些有利條件才使自己陷入這種不利處境的。不過進攻者的這種處境畢竟會給防禦者帶來某些補償，因此我們不能像某些曆史評論家在提出片斷的理論時常做的那樣，遇到兩種對立的條件就認為兩者完全抵消而沒有任何剩餘。
但是，我們不是在這裏玩弄邏輯，恰恰相反，我們越是從實際的方麵來考察這個問題，就越會認為這是一種概括、貫穿和支配整個防禦行動的思想。
防禦者隻有在敵人從他側旁通過時立即決定全力襲擊敵人，才有把握避開兩種很容易陷入的絕境：分割兵力和倉促向側方運動去攔阻敵人。在這兩種絕境中，防禦者將被進攻者所左右，不得不采取最緊急的措施和最危險的倉促行動。采取這些防禦方法時，隻要碰到一個力求勝利和決戰的堅決果敢的敵人，防禦就會被粉碎。但是，如果防禦者為了進行共同戰鬥而在適當的地點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一起、並決定在關鍵時刻用這支軍隊從側麵去攻擊敵人，那麼他就做對了，他就可以得到處於防禦地位所能得到的一切有利條件。這時，其行動就具備了準備良好、沉著、穩妥、一致和簡單等特點。
我們在這裏不能不提一提同這些觀念有密切關係的一個重大曆史事件，這樣做主要是為了防止錯誤地引用這個例子。1806年10月，普魯士軍隊在提林格等待拿破侖率領的法國軍隊時，部署在法軍可能進軍的兩條大道之間，一條經過埃爾富特、萊比錫至柏林，一條經過霍夫、萊比錫至柏林。普軍原來的意圖是直接穿過提林格山，開到弗蘭肯地區，但在放棄這一意圖之後，由於不了解法軍將從哪條道路進軍，隻好選擇了這個中間位置。這樣的部署必然會導致倉促向側方推進的行動。
普軍實際上就是這樣部署的，他們認為法軍將經過埃爾富特，因為通向埃爾富特的道路情況良好。但是，他們沒有考慮到法軍會走通向霍夫的那條道路上，一方麵是因為這條道路距離當時普軍所在的位置有二三天的行程，另一方麵是因為中間隔有很深的薩勒河河穀。當時，布朗施魏克公爵絲毫沒有這樣考慮，也沒有為此進行任何準備，但是，霍恩洛厄侯爵或者說馬森巴赫上校（他曾力圖使公爵接受這種想法）卻始終是這樣考慮的。至於把薩勒河左岸的部署轉變為對前進中的拿破侖軍隊的進攻會戰，也就是轉變為上麵說過的側麵襲擊，那就更談不上了。因為，如果說薩勒河是一個還可以在最後時刻攔阻敵人的障礙，那麼一旦敵人占領了薩勒河的對岸（至少是一部分），薩勒河對普軍轉入進攻來說必然也是一個極大的障礙。因此，布朗施魏克公爵決定在河這邊等待事件的進一步發展，如果可以把首腦眾多的大本營處在混亂和猶豫不決的情況下所產生的這種決定稱為個人決定的話。
不管人們對這種等待做出怎樣的評價，結果都會使普軍麵臨下列三種情況：
（1）如果敵人渡過薩勒河向普軍挑戰，普軍可以對敵人發起進攻；
（2）如果敵人不進攻普軍陣地而繼續前進，普軍可以威脅敵人的交通線；
（3）普軍在認為可能和有利的情況下，可以通過迅速的側敵行軍先敵趕到萊比錫。
在第一種情況下，普軍依靠巨大的薩勒河河穀在戰略和戰術上都占很大優勢。在第二種情況下，普軍也在戰略上占有巨大優勢，因為敵人的基地隻是普軍和中立國波希米亞之間的一個狹窄的地區，而普軍的基地卻極為廣闊。甚至在第三種情況下，普軍由於有薩勒河的掩護，也不會處於不利的地位。盡管大本營確實考慮過這三種情況，在混亂而猶豫不決的情況下有過這種正確的想法，由於其自身的混亂和不了解情況，這個想法終究沒有實現，這也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
在前兩種情況下，薩勒河左岸的陣地可以看做是真正的側麵陣地，而作為側麵陣地，它無疑具有很大的優越性。但是，用一支信心不強的軍隊占領這種側麵陣地來對抗優勢很大的敵人，來對抗拿破侖這樣的人，卻是一個非常冒險的措施。
瑞克公爵經過長時間的猶豫之後，到10月13日才選定了上述最後一種措施。可是時間已經太晚了。拿破侖已經開始渡過薩勒河，耶拿和奧爾施泰特會戰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布朗施魏克公爵由於優柔寡斷而使自己處於兩頭落空的境地：要離開自己所在位置向側方運動去攔阻敵人已經為時太晚，而要發起有利的會戰又為時太早。盡管如此，當時普軍選擇的陣地仍具有很大的優越性，以致公爵能夠在奧爾施泰特附近消滅敵人的右翼，而霍恩洛厄侯爵能夠通過一次犧牲較大的退卻脫離險境。但是，他們卻不敢在奧爾施泰特奪取本來有把握取得的勝利，而希望在耶拿獲得其實是完全不可能的勝利。
無論如何，拿破侖是感覺到薩勒河畔的戰略意義的，因而他不敢從它側旁通過，而決定在敵前渡過薩勒河。
我們認為，上麵的論述已經充分說明采取決定性行動時防禦同進攻的關係，並且已經揭示了聯結防禦計劃各個問題的線索的性質和關係。我們不打算更詳細地研究各個具體的部署，因為這樣做會使我們陷入無窮無盡的具體情況中去。如果統帥為自己提出了特定的目標，那麼他就應該看一看各種地理和政治情況的統計數字，敵我雙方軍隊的物質和人員的狀況同這一目標相適應的程度，以及在實際行動中，它們對雙方將產生製約作用。
但是，為了更明確地聯係到我們在《抵抗的方式》一章裏談到的一個比一個更強的防禦方式，為了對它們有更清楚的認識，我們想在這裏指出與此有關的一般情況。
（一）對敵人發起進攻會戰的根據可能有以下幾種：
（1）確定進攻者以極分散的兵力前進，這樣即使我們力量很弱，仍有獲勝的希望；
但是，進攻者實際上是不大可能分散前進的，因此，隻有在確切知道敵人分散前進的情況下，防禦者采取進攻會戰才是有利的。沒有充分的根據，隻憑單純的推測就指望出現這種情況，並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這上麵，通常會陷入不利的境地。這是因為，如果後來的情況不像我們期待的那樣，我們就不得不放棄進攻會戰，而對防禦會戰又沒有做好準備，於是隻好被迫退卻，這樣一切就幾乎都得讓偶然性來支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