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防禦者利用自己的技巧和設施達到了這個目的，使進攻者看到，對方良好的防禦措施已經使自己沒有希望在任何一方麵實現任何微小的企圖，那麼，進攻者就往往會從單純地滿足軍人榮譽方麵去尋找出路。在任何一次大的戰鬥中獲勝，都能給軍隊以優越的名望，滿足統帥、宮廷、軍隊和民眾的虛榮心，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滿足了人們對每次進攻都必然抱有的期望。
於是，進攻者的最後希望就僅在於獲得勝利，得到戰利品，進行意義有限的能確保勝利的戰鬥。但願人們不要以為我們這樣說是自相矛盾的，因為我們仍然沒有離開我們自己的前提：防禦者的良好措施使進攻者不可能利用一次勝利的戰鬥就達到上述目的中的任何一個。進攻者要實現這個希望，必須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戰鬥形勢有利，第二個條件是戰鬥所獲得的勝利確實能導致上述某一目的的實現。
第一個條件可以脫離第二個條件而單獨存在，如果進攻者的戰鬥隻是為了戰場上的榮譽，那麼同進攻者還要追求其他利益的場合相比較，他就更有可能使單獨的防禦部隊和防哨陷入不利的戰鬥。
如果我們把自己放在道恩的位置上並用他的方法考慮問題，我們就能知道，為什麼他個性上謹小慎微卻敢於襲擊霍赫基爾希，原因就在於他隻求獲得當天的戰利品。至於普魯士國王因而被迫放棄德累斯頓和尼斯，這個收效對他來說是個意外的勝利，根本就不在他原來的打算之內。
不要忽視這兩種勝利之間的差別而認為這些顯得微不足道，甚至毫無意義，恰恰相反，我們在這裏談到的正是戰爭的一個最基本的特點。從戰略上來看，戰鬥的意義是戰鬥的靈魂。我們必須經常反複強調，在戰略上，一切主要的東西都產生於雙方的最終意圖，即產生於一切思考活動的最高出發點。所以在戰略上這一會戰同那一會戰之間可能有很大的差別，以致人們不認為它們運用的是同一個手段。
雖然進攻者取得這樣的勝利對防禦者來說幾乎不能算做什麼嚴重的損害，但是防禦者還是不願把這種利益讓給敵人，何況誰也無法知道結果還會出現哪些伴隨情況，因此，防禦者必須經常注意所有大部隊和防哨的狀況。當然，這時大部分問題取決於這些部隊指揮官的智慧，但如果統帥做出不當的決定，這些部隊就會不可避免地陷入災難之中。在這方麵誰會忘記蘭德斯胡特的富凱軍和馬克森的芬克軍的教訓呢？
在這兩次行動中，腓特烈大帝都過分相信自己一貫想法的作用。當時他並不是相信，蘭德斯胡特陣地上的1萬人能夠真正戰勝3萬敵軍，或者芬克能夠頂得住敵人優勢兵力從四麵八方進行的攻擊，而是認為，蘭德斯胡特陣地的威力仍可以同以往一樣能得到對方的認同，就像別人能夠承認一張有價證券的價值一樣，因而他認為道恩在翼側受到佯攻時一定會放棄薩克森的不利陣地，而進入波希米亞比較有利的陣地。這兩次他都判斷錯誤：第一次是對勞東，第二次則是對道恩。他所采取的措施的錯誤也就在於此。
即使一個不很自負、不很魯莽、不很固執（腓特烈大帝在個別行動中卻是有這些值得指責的缺點的）的統帥，也難免會犯上述錯誤。現在，即使撇開這個錯誤不談，在我們研究的這個問題上仍有一個很大的困難，那就是部隊指揮官的洞察力、努力程度、勇氣和堅定的性格不可能總合乎統帥的要求。統帥不能讓屬下指揮官隨意處理一切問題，他必須給他們下達某些指示，這樣，他們的行動就受到限製，也就容易同當時的情況不一致。但這是一種完全不可避免的弊病。沒有軍隊的最終決策性的、強製性的、權威的意誌，統帥就不能很好地指揮軍隊，而且，誰要總是相信和期望部下會提出好的主意，他就不能很好地指揮軍隊。
因此，統帥必須經常密切注視每個部隊和防哨的情況，避免使它們出乎意外地陷入災難之中。
這四種手段都是為了維持現狀。這些手段使用得越成功，越有成效，戰爭在同一地點就會拖延得越久；而戰爭在同一地點拖延得越久，給養問題就越發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