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出於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及改良社會的需要，社會調查規模龐大，盛極一時，形成大量珍貴調查資料。據學者黃興濤、李章鵬估計，整個清末、民國時期，社會調查範圍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教、衛生、交通、日常生活、宗教、習俗、人口、民族等諸多方麵，所涉及學科除社會學外，還有人類學、經濟學、民俗學、教育學、法學等，社會調查文獻總量不下3萬種。
在這些調查中，具有深遠意義的調查活動之一，當屬中、瑞聯合組成的“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進行長達8年的考察。要談這次史無前列的考察，必須提到中方團長徐旭生。
徐旭生幼讀私塾，古典文化功底深厚，18歲就讀北京河南公立豫京學堂，25歲留學法國，在巴黎大學攻讀西洋哲學。1919年，徐旭生學成歸國後，先後任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教授，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1926年任北京大學教務長。1927年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同年擔任“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中方團長。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中外合作的科學考察團，從此結束了從19世紀末以來我國大批珍貴文物被外國人隨意拿走的曆史。
對我國科學家來說，這次考察是倉促上陣，從簽協議到出發不足半個月。而考察地區除了戈壁沙漠，就是崇山峻嶺，冬季冷到-40℃，夏季可熱到40℃以上，大多路程隻能靠駱駝和步行，考察隊員住帳篷，睡地鋪，加之軍閥混戰，盜匪橫行，更添考察的危險性。但徐旭生不顧勞累，常常在燭光下翻閱《漢書》、《後漢書》、《晉書》、《隋書》、《舊唐書》中的地理誌及《西域圖誌》、《新疆圖誌》、《聖武紀》、《蒙古遊牧記》等曆代典籍，查找有關資料，指導考察。斯文·赫定感歎說：“真沒想到中國有這樣好的學者。”“要是隻是我一個或者同著一些西洋人旅行，最多也隻好在歸來後找歐洲的‘中國通’才能求得2100年前在噶順淖爾表演著的曆史遺事的說明；我現在不隻是有書，還有學者指示我，隨時都能知道我所願知的一切……我們的景況愈是陰沉，而徐教授的自信和寧靜也愈是強大，在我們經曆的艱難時期中，他表現出完全能駕馭這環境的神情。”
徐旭生不亢不卑，堅定不移、不畏艱險，在考察團陷入斷糧、缺水、駱駝困斃，斯文·赫定病倒的絕境下，毅然帶隊前進，“時景雖嚴吾當行，猛進不需愁途窮”，在西北約460萬平方公裏的區域內進行多學科考察。中瑞雙方考察報告和研究成果出版發行從20世紀30年代一直延續到80年代，影響巨大。地質學家袁複禮在新疆發掘出包括7個新種的72具二齒獸、恐龍等古爬行動物化石，使我國的古生物研究躍上一個新台階。黃文弼考察了高昌等古代遺址，穿過和繞行塔克拉瑪幹大沙漠，出版《高昌磚集》、《高昌陶集》、《吐魯番考古記》、《羅布淖爾考古記》等專著。瑞典的貝格曼博士在額濟納河流域發掘出聞名於世的“居延漢簡”。植物學家劉慎諤博士采集標本4000多號，主編了《中國西北地區植物地理概要》及《中國北部植物誌》。經過這次考察，新疆地區首次留下現代氣象記錄。考察團的實地考察，證明羅布泊是隨塔裏木河的改道而改變位置的遷移湖。1931年，《徐旭生西遊日記》出版。
由於徐旭生對考察團的卓越組織領導，獲得以瑞典國王名義頒發的勳章。我國政府為這次考察發行紀念郵票一套。這是我國第一次為學術界出版發行紀念郵票。
這次考察激發了徐旭生對華夏文明源頭探索的熱情，他的後半生辛勤耕耘於史學領域。1933年，他前往西安，組織了西北地區第一個考古機構——陝西考古會，主持寶雞鬥雞台遺址發掘工作。從1932年起，他專心研究中國古史傳說，探索中華民族形成問題，著有《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他認為，中國古代部族大致可分為華夏、東夷、南蠻三個集團，他們相互鬥爭，又和平共處，最終完全同化，逐漸形成後來的漢族。其中經曆三大變化：一是華夏族與東夷族漸次同化，氏族林立的中國漸次合並，形成若幹大部落；二是黃帝死後，高陽氏出現，生產力有所發展，貧富分化，勞心與勞力分工，帝顓頊的“絕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對後來有很大影響；三是大禹治水後，氏族製度逐漸解體，變成有定型、有組織的王國——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