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傍晚，考察團成員拖著豐盈的感受和疲憊的身體，抵達張掖。晚上，與張掖市文廣新局長徐曉霞、民樂縣副縣長王廣慶交流了這幾天對四壩文化的考察感受。
2013年，張掖市市長黃澤元有意要與《絲綢之路》雜誌社合作，宣傳張掖曆史文化。國慶期間，西北師範大學校辦主任梁兆光轉告這個消息後，我們立即行動，很快促成了這項合作。2014年元月，雜誌社組織高振茂、王文揚、王承棟、王振武、楊文遠等作家到張掖采風，寫了一批稿子。此後與張掖往來交流頻繁，了解逐漸加深。特別是這次紮紮實實、解剖式的考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立體的、脈絡清晰的張掖。
張掖市是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要節點。《舊唐書·地理誌》記載，唐朝元宵節燈會盛況“長安第一，敦煌第二，揚州第三”。人們引用時似乎忘記這個排名僅指元宵節燈會，並非綜合軟實力。張掖等沿線城市的獨特地位和作用在某種程度上被遮蔽，被忽略。絲綢之路呈網絡狀、帶狀發展變化，每座沿線城市都發揮過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果說絲綢之路是一串絢麗璀璨的項鏈，張掖就是其中的一顆明珠。毫不誇張地說，張掖就是絲綢之路的“DNA”，或者更豐富。
開啟張掖文明曙光的是新石器時代晚期馬家窯文化馬廠期的石器、陶器。張掖市甘州區、山丹縣、高台縣、民樂縣、肅南縣等地出土的彩陶製作裝飾性極強，表明四五千年前張掖先民物質和審美都達到了較高水平。延續馬家窯文化的是我們四壩文化。1985年2月，甘州區龍渠鄉木籠壩村南平頂山石崖洞穴內發現7件月氏青銅遺物。（插圖1、插圖1.1、插圖1.2）這些物質產品在文字開始宏大敘事之前傳承各種信息。通過這些凝結古老文化信息的符號物，史前張掖與中原、西域乃至歐洲的交流路徑逐漸浮現。就是說，早在前文字時代便有大道橫貫東西，聯結南北，通過這片土地。
張掖始終與古代商貿保持著同樣的發展節奏，她的文化才能夠在交流中發展，在發展中沉澱。可以說，玉石之路、絲綢之路、居延古道與地域文化共同鑄造了這顆絲路明珠。
夏、商、周時期，張掖為西戎地，古烏孫、月氏人相繼在此生活。1958年，甘肅省博物館開展文物普查時在張掖民樂發現東灰山遺址。從上世紀60年代至今，先後有數支文物考察隊在此作業，發現小麥、大麥、黑麥、高粱、稷、粟等炭化籽粒遺存。最新研究成果確認，灰山遺址出土的小麥是目前中國境內最早炭化小麥標本，大約距今5000~4500年。農作物品種如此之多，小麥年代如此之早，折射當年張掖農業的發達與繁盛。西北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多識先生研究認為，“羌”、“戎”都是古羌語的漢譯音，兩者古音相同。“羌”意為“放羊的人”，“戎”意為“種莊稼的人”。西戎所居之地，以農業為主。小麥、大麥、黑麥最早發源地在兩河流域，稷和粟是黃土高原土特產。西戎人將黃河流域、兩河流域的農作物引種到史前張掖土地上，令人驚歎！
如此發達的農業，必須有肥沃土地和充足水源作保障。張掖位於河西走廊腹地，南枕祁連山，北依合黎山、龍首山。遠古時代，祁連山積雪深厚，冰川廣布，每逢盛夏，千峰消融，萬壑爭流，以黑河（也被稱為“弱水”）為首，彙集諸河，在張掖市、高台縣彙聚成西海。這個內陸湖煙波浩渺，水域廣闊，史有“弱水三千”之說，在中國古典文學中也有深厚內涵。西海周邊，森林繁茂，族群散布，先民在張掖西城驛、民樂東灰山與西灰山、山丹龍首山、四壩灘等地遊牧、狩獵、耕耘和貿易，文化遺址至今猶存。（插圖3）
張掖綠洲為西戎、烏孫、月氏、匈奴等族群繁衍生息提供了優美環境，而他們的遷徙、流動、交往則促進了文化發展。西戎引進、栽培優質農作物，烏孫連接東西方草原交通。但對張掖及絲綢之路影響更為深遠的是月氏和匈奴兩大族群。
月氏活動中心在土地肥沃、水草豐茂的昭武城。有學者認為，是月氏人開通玉石之路，將新疆和田玉駝運到堯舜都城，換取中原絲綢等物品，曆經夏、商、周三代。春秋時期，月氏人活動範圍拓展到隴西，成為秦與西方各族貨物流通的中介。前176年，匈奴攻占昭武城，殺月氏王。月氏被迫遷至新疆伊犁河南部，史稱“大月氏”。另一部分進祁連山，史稱“小月氏”。匈奴占領河西後，開辟昭武城為商貿城，接待西域各國商隊。張掖市城西10餘公裏有黑水國遺址，曾是小月氏國都。匈奴為小月氏專門劃出一片土地允許其建築城池，大概也是基於他們的商業才能。
大月氏輾轉遷到阿富汗境內阿姆河流域，擊破大夏，建立大月氏國，其支庶王皆以昭武為姓，以示不忘故國之意，這便是中亞粟特地區有名的“昭武九姓”。昭武九姓始終與河西保持聯係，且秉承經商傳統，是歐亞大商道上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佛教就是月氏人傳播到中國的。（插圖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