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統治河西55年，前120年降漢。漢武帝在河西建郡縣，仍置昭武縣，歸張掖郡管轄。西晉時，因避皇帝司馬昭之諱改“昭武”為“臨澤”。據推猜，昭武城舊址大約在臨澤縣鴨暖鄉，此處至今有個昭武村。村中人世代傳說，他們就是月氏人後代。
絲綢之路開通後，漢武帝以張掖等地為基地，實行軍事保障和有效管理，轟轟烈烈地將中外經濟文化交流推向一個新的曆史階段。《後漢書·西域傳》記載：“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張掖交彙絲綢之路南北兩線和居延古道，自然而然成為重鎮。公元609年3月2日，隋煬帝率大軍，浩浩蕩蕩，從長安出發，踏上西巡征程。4月3日，他們大獵於甘肅。隨後，西上青海，從扁都口橫穿祁連山。6月11日，到達張掖郡，召開有西域二十七國君主、使臣、商旅參加的“萬國博覽會”。期間，遊人及車馬長達數百裏，盛況空前。
隋煬帝為這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做了充分準備。608年，隋朝將國境拓展，特派吏部侍郎裴矩長住張掖，管理貿易。裴矩不辱使命，廣泛了解西域44國風俗物產、君長姓族、道路交通等情況，搜集整理成《西域圖記》，為隋煬帝在張掖和敦煌加大招引諸藩力度、製定招引胡商優惠政策提供依據。隋煬帝還派司隸從事杜行滿出使西域，派雲騎尉李昱出使波斯。此後，西域到中原交易的“外商”越來越多，重新出現“胡商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的貿易盛況。中國封建社會從隋唐時期開始進入繁榮輝煌，如果要找出標誌性事件，非這次“萬國博覽會”莫屬。隨著7～8世紀大唐盛世來臨，絲綢之路迎來貿易最繁榮、文化交流最活躍的全盛時代。唐王朝為了維護這條商貿大道，徹底控製新疆、青海、河西，在河西走廊設立涼、甘、肅、瓜、沙五州，保證絲路暢通，完善交通組織，沿途商埠隨之發展。“安史之亂”後，吐蕃乘虛而入，占領河西走廊，切斷中原同西域聯係。其中的重要軍事舉措就是攻克位於河西走廊中部的甘州。筆者剛剛殺青的絲綢之路文化長篇小說《野馬，塵埃》就以這段曆史為主要背景和題材。（插圖8.2）
宋朝，西夏依賴張掖綠洲發跡，崛起。元始祖忽必烈設省，分別取甘州、肅州首字，由此可見甘州（張掖）在這位英雄帝王心目中的地位。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於1274年到達張掖，他在《馬可·波羅遊記·甘州城》中說：“甘州是唐兀忒省（西夏）的首府，幅員遼闊，甘州支碩和受理全省大權（元時甘肅行中書省治所在甘州），人民大多信奉佛教，也有基督徒和回教徒。基督徒在該城建築了宏偉壯麗的三座教堂。”
明清時期，海上絲綢之路興起導致陸上絲綢之路衰落，但張掖仍然是山、陝商幫等重要商貿人群的經營活動區域。（插圖9）（插圖10）（插圖11）
總之，張掖有長城、駱駝城、扁都口軍事要隘、馬蹄寺石窟、文殊山石窟、大佛寺、西來寺、木塔寺、甘州古塔、山丹軍馬場、焉支山、山丹新河驛、鎮遠樓、東山寺和西武當、黑水國遺址、漢墓群、許三灣墓群、牘侯堡、民勤會館等物質文化遺址和《西遊記》原型、河西寶卷、甘州小調、皮影戲、裕固族皮雕技藝、秦腔獠牙特技表演、邵家班子木偶戲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它們共同見證並記錄了絲綢之路文化在張掖的燦爛輝煌發展曆程。
我們此行考察張掖市，選擇大佛寺和西城驛兩個重要文化文化遺址，試圖從本質上詮釋“金張掖、玉張掖”的文化內涵，考證張掖地區在華夏文明發展史中的真正地位和作用。
7月17日上午，考察團參觀大佛寺。大佛寺位於甘州區，是張掖標誌性建築，為西北內陸久負盛名的佛教寺院。寺內安放有國內最大的室內臥佛，素稱“塞上名刹，佛國勝境”。張掖古稱“甘州”，“安史之亂”後，一直是甘州回鶻“牙帳”所在地。1028年，以今天銀川為國都的西夏攻克甘州。史載，1098年，西夏國師嵬眻在此掘出一翠瓦覆蓋的玉質臥佛而創建大佛寺，初名迦葉如來寺。1411年，敕名寶覺寺。1678年，敕改宏仁寺，又名睡佛寺。寺內現存大佛殿、藏經閣、土塔等建築，樹木參天，花草相映，幽靜肅穆。大佛殿內有木胎泥塑佛像，四壁為《西遊記》、《山海經》壁畫。藏經閣藏有唐宋以來佛經6800餘卷，其中包括明英宗敕賜的《大明三藏聖教北藏經》。1966年，臥佛腹內發現石碑、銅佛、銅鏡、銅壺、佛經、鉛牌等。1977年，大佛寺附屬建築金塔殿下出土5枚波斯銀幣。傳說蒙古別吉太後住在大佛寺，生下大元帝國開國君主忽必烈。別吉太後死後，靈柩也停殯在大佛寺。傳說元順帝妥歡貼睦爾也生於大佛寺。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曾到張掖，拜謁過大佛寺，曾留居一年。